法國“五月風暴”的真正遺產

　　本刊記者 熊培雲

　　1968年5月，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吞噬法國。它不僅在極短時間內席捲法國的各所大學，而且迅速擴大到工人階級，引發了全國性大罷工，並最終導致國會改選、總理下台。

　　一群在戰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起來反抗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這是人們關于“五月革命”的粗略印象。至於這場“革命”有何意義，那個5月到底發生了什麼，40年來，即使是當年親歷其中的“六八分子”，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針對這場“革命”的批評與記憶，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斷裂。

　　一場豐衣足食的反叛

　　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法國，正處于戰後重建的“光輝30年(1945~1975)”的中途。50年代歐洲經濟共同體削減關稅，擴大市場，令法國成為世界第四大出口國，進入了空前的繁榮期。然而，在“經濟繁榮、政治安定”的表象之下，法國面臨著一場“物質上升，信仰下降”的危機，仿佛社會在懵懵懂懂的富裕中丟失了理想。與此同時，馬爾羅、加繆、薩特、福柯等人的思想，戈達爾的電影敘事等等煥發出張力，一切有關人的意義的詢問也為這場社會運動打下了“造反”的底色。

　　簡而言之，1945年戛然而止的災難與現在的豐衣足食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有關人類命運的偉大敘事漸漸讓位於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時，這一代法國人對眼前的庸碌生活表現出了一種非同尋常的不安。關于這一點，在“五月革命”即將發生前的一個月，戴高樂甚至也在不同場合這樣吐露心聲：“如今再沒有什麼事要對付了，也再沒有什麼英雄業績可創造了，我反倒覺得沒勁。”“不創造，毋寧死”，安于錦衣玉食、隨大流顯然不是法國人的性格。

　　處于一片安定繁榮之中的60年代，來自各階層的孩子越來越被中學會考和上大學所吸引，加上戰後法國人口快速增長，大學生人數從1958年的20萬增加到1968年的50萬。然而，大學教育卻對生源膨脹裝聾作啞，不思改革，以至於在這一群出生于1944年到1950年之間、從未經歷過飢餓與貧困、未體驗過“戰鬥到一無所有”的大學生眼里，大學變成了“只談存在，不談意義”的社會結構，一個“無用知識的自動發送機”和“畢業文憑製造廠”。

　　面對如此危情，早在1964年，哲學家保羅•里克爾就在《精神》雜誌上發出警告：“如果國家不採取適當辦法解決大學的發展問題，將會招來釀成全國性災難的學校大爆炸。”而事實上學生們的確正在做這方面的準備。

　　社會運動與街頭戲劇

　　1968年5月，學潮從南泰爾蔓延到索邦，憤怒的學生占領巴黎大學，導致警察幹預，繼而形成一種“反抗─鎮壓─反抗”式的循環升級。應該承認，對於這一事件，起初政府表現得有些過于自信，以至於人們譏諷它在風暴來臨時更像是一個“聾啞政權”。它墨守成規，支支吾吾，既想平息事態又不想向“街頭壓力”讓步，甚至異想天開通過抓捕幾個搗亂分子實現對學生的分而治之。直到5月中旬，運動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危機，總罷工擴大到所有部門，到5月24日，法國已經陷入癱瘓狀態。戴高樂的講話變成了國民的耳邊風，這下輪到反抗者裝聾作啞了，一切理性的聲音都被淹沒在運動的節慶聲中。

　　年輕人沉浸在“同仇敵愾”織起的團結、友愛中，在幻象之網里一起衝鋒陷陣。面對牛氣衝天的街頭運動，許多起先徬徨的人也加入其中。1968年5月，許多法國年輕人相信，如果不去大街上走走，不去拉丁區的巷道里撬起幾塊鋪路石，人生可能會因此黯淡無光──法國人不怕錯過賺錢的機會，怕的是錯過一個改天換地的時代。

　　“同學們，向前跑吧，舊世界就會被拋在腦後。”至於跑到哪去呢，人們並不清楚。四通八達的大街，被街壘分割成一個個舞台，也像是一架架巨大的跑步機。顯然，在這里真正上演的更像是一場場革命的戲劇，它讓每個人有機會相信自己會走上時代的風口浪尖。如果說過去是平庸的一群，現在每個人都可以堪稱“偉大”、“頂天立地”。雅克•本尼特在《紅與黑的春天》里這樣描摹：“從今以後，我們有節日可過，有創造奇跡的時間，有自由講話的權利……人從新石器時代過渡到雅典式的民主，奴隸少了，但多了成千上萬的廣場！驅走了黑夜，戰勝了權力，生活將會改變，將可以活得自由、平等、博愛、幸福了……”而且，相較于法國大革命時期羅伯斯庇爾宰制下的“你不想自由，強迫你自由”，“五月風暴”似乎甚至有些清高與孤芳自賞：“如果一個人不想通過奮斗取得一樣東西，那麼你給他東西也沒有任何意義”，“不要來解放我，我負責自己解放自己”。法國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在《費加羅報》上提出了自己的批評：“大學生和工人們將又一次對這些日子的罷工、節慶、遊行、無休止的討論和暴動留下美好的回憶，仿佛日常生活的煩惱、技術和官僚主義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時不時地突然宣洩一下；似乎法國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劇中才能使孤獨感得到解脫。”

　　“六八底線”

　　在法國過往的歷史中，革命總是會讓人想起那些滾動在巴黎街頭的濕漉漉的人頭。然而，今天人們知道，革命者的勇敢在于赴死而不在于殺戮，因劍得到的，必將因劍而失去。

　　儘管人們習慣于將發生于這一年的這場社會運動稱為“五月風暴”或者“五月革命”，然而，今日法國，人們更傾向于用“Mai 68”(1968年5月)這一中性的時間刻度來標刻這段歷史。的確，和以往的“風暴”或者“革命”相比，它已經脫胎換骨。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表現，即是從政府到社會，無論是參與運動、反對運動者還是維護秩序者，都保持著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拒絕暴力和流血是“五月革命”各方的共同底線。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如果法蘭西要繼承其“革命”傳統，那麼1968年5月可被視為法國革命的新起點。或者說，“六八底線”才是1968年5月運動留給世界的最珍貴的遺產。換一個角度說，這種表面激烈，實際平和的社會運動，也是一種“告別革命”的方式。

　　學生方面，作為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的科恩•本迪特對暴力並無偏愛，人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對雅典式民主的追求。對於零星出現的暴力事件，本迪特認為“搞暴力並不是運動負責人決定的，而是大學生自發地選擇了抵抗……我們沒有任何責任”，“儘管一切有些過分，但畢竟還是恪守在民主的範疇內”。

　　“足夠的行動，足夠的詞語”，這是“五月風暴”中的一道風景。“擁有你的愛，但不要放下槍桿子”，“最美的雕塑是鋪路石的砂岩，最具批判力的石塊就是打在警察臉上的石塊”，“鋪路石下是海灘”，等等，一切更像是一種浪漫抒情的創作。當一切風平浪靜，不難發現，那些口號中儘管充斥了對暴力的慫恿，但更多只是一種美學意義上的暴力宣洩。對於許多人來說，口號被發明出來，有關暴力的審美便已經完成。

　　儘管政府一度嚴重錯估形勢，甚至認為法國已經走到了“內戰的邊緣”，儘管學生誇大其辭，將警察描繪成揮舞棍棒的德國黨衛軍，但從整體上看，事情並沒有那麼糟糕。一方面，學生們沒有異想天開地去攻打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同樣心知肚明的是：巴黎大學被占領以及割據四方的街壘只是一種反抗的象征，而不是一種軍事手段。

　　有數據表明，5~6月間，巴黎有2000多人受傷，其中200人受重傷，此外，還有5人死亡，但並不是警察開槍所致。革共青聯的領袖感到奇怪的是，那些被創作者們畫上“SS”(黨衛軍)標記的警察並不猙獰，他們樂于同學生們討論，願意理解。當然，背後的英雄是警察總署署長莫里斯•格里莫，一位有教養的人道主義者。從運動開始到結束，他盡其所能地避免流血悲劇的發生。所以，人們不僅看到他經常在拉丁區和示威者討論，而且在警察開始變得粗暴、即將失控時，格里莫還親自致函每一個警察：“打擊一個倒地的示威者就是打擊自己、打擊警察的職業形象。”

　　如讓•戈夫在《1968年5月，無奈的遺產》中所說：“60年代末的歷史形勢是不同尋常的。昔日的血腥暴動，二次大戰的恐怖，阿爾及利亞戰爭時期的鎮壓、殘忍和屠殺都還停留在人們的腦海里，但國家畢竟進入了新時代。它結束了殖民戰爭；階級鬥爭雖然尚未消失，但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殊死鬥爭。”

　　事實上，在這場運動中，法國社會一直保持著自己的理性。當有人不僅撬走了鋪路石，而且連根拔起了拉丁區本來就為數不多的樹木，並開始焚毀居民的汽車時，市民終于忍無可忍。風暴正在醞釀災害，很快，媒體對學生的同情聲浪明顯減弱。《世界報》社長伯夫梅里批評說：“學生們雖然得到了慷慨的聲援，但也會因盲目而自毀。不管正確與否，有哪屆政府會容忍巴黎的街道布滿街壘？”《圖片報》則開始動員：“我們沒有權利讓警察和他們的水槍獨自承擔這種大事。”很快，“反對者的反對者”也開始走上街頭，要求“把索邦打掃幹淨”，“法國要工作”，“共產主義行不通”……這些不甘心永遠生活在“混亂詩歌”回聲中的巴黎人，開始對法國的無政府狀態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