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勢催生“離岸型”經濟特區

　　時勢催生“離岸型”經濟特區

　　――再議《“橫琴”寶地“謀而後動”》

　　作者：李桉費查理龐忠甲

　　――2005年9月10日，溫家寶總理考察珠海橫琴，讚賞“橫琴島真是一塊寶地”，“要發展好，首先要規劃好”，要“謀而後動，不可亂動”。

　　國家謀求富強，就要調動一切可用的進取積極性。

　　孔子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家語.賢君》)至於富民經濟政策的奧秘，一言蔽之，在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論語.堯曰》)。且信此事非難，惠而不費，“唯欲行之耳。”

　　貨殖(易貨賺錢)乃民之所利，如孟軻所言：“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孟子.公孫醜章句下》)這個“市”，發展到今天的高度，就是所謂“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了，

　　欲問有司者何以治之，孔子以為“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強民之所不能。”主張“蔽明”、“掩聰” ，不求“至清”、“至察”。唯“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日省月考，既廩稱事(及時考查業績，合理調整報酬)，所以來百工也，來百工則財用足。就是說政府不可自作聰明“為民作主”，只應實行因勢利導，讓民眾有享有盡可能充分的自由發揮靈性創造能力的環境條件，吸引專家能人，鼓勵發明創造，促進生產力發展，以增殖財富、改善民生的政策。 (參見《家語.入官》)

　　中國兩千年來，君主政權假孔子之聖名，反孔子之道而行“偽孔”之實，不僅扼殺思想進步，也阻塞了經濟發展的通途。

　　東方不亮西方亮。西方發達國家，以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經典自由經濟觀和凱因斯主義的政府乾預論作為市場經濟發展動力機制的基本理論，與上述孔子經濟觀不謀而合，績效卓著焉。

　　中國結束文革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由“臨高”“導遠”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直接因應“民之所利”的市場經濟制度，迅速調動了各方面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三十年來，取得了舉世驚豔的巨大成果。

　　今日世界已經進入經濟一體化時期，調動進取積極性的對象，不僅是本國人民，還要面向海外投資者、專家能人和一切有心的經營者。孔子論政，主張“近者悅，遠者來。”(《論語.子路》)就是這個大道理。

　　為了強化“近悅遠來”的效果，應在高度穩定、可信的基礎上，實施一些特別有利於自由經營的優惠政策，包括充分開放、簡化程序、豁免稅務、隱私保護等等；但除了少數具有特殊背景的島國小邦外，不可能在整個國家普遍通行超常優惠的政策。比如大幅減免稅收，勢必造成入不敷出；至於海關的關稅，不僅是國家重要收入來源，且為保護本國企業的有力屏障以及調整進出口結構的重要手段，尤難輕言豁免。

　　為此世界上許多國家因時、因地、因體制宜，用法律手段，設立了形形色色、名目繁多、提供優惠條件以利招商引資的“特別經濟區”，如離岸區、免稅區、自由港、保稅區、自由經濟區、自由投資區、自由貿易區、國際貿易區、工業園區、科技園區、經貿合作區和經濟特區等等。

　　其中“離岸型”經濟特區(以下簡稱“離岸區”)，政府盡極“蔽明”、“掩聰”之能事，“因經營者之所利而利之”，“使自得之、使自求之、使自索之”，具有近乎極限的優惠功能。

　　國際“離岸區”崛起半個多世紀以來，實踐表明不失為有效推動全球經濟自由化進程的一項重大創新。

　　這個“離岸”的含義，不在它的地理位置，而指投資人在該區設立“離岸公司”後，不必親臨該區，也可在世界各地的任何地方開展業務運作。

　　“離岸區”容許區外投資人登記設立“離岸公司”，經營非居民業務(兩頭在外)，享有充分開放、程序簡單、豁免稅負、自由經營、全球流通等超常便利，並提供高度隱私保護，保障財產安全；這些優越條件可以滿足投資者多樣化的價值需求，為投資者實現各種正當商業目的大開方便之門。

　　“離岸公司”註冊及運行管理手續都相當簡便，只收取少量的年度管理費，註冊資金不必到位；可以繞開關稅壁壘和出口配額限制，不僅獲得免關稅待遇，除社會保險等特定項目外，一般稅收(包括附加稅)的稅率極低或完全豁免，其營業收入和利潤得以合法避稅；資金出入與轉移自由，外匯自由兌換，使用不受限制；經營成本十分低廉；便於搭建國際架構，提升國際形象，開拓國際市場，開展跨國業務；若要海外融資及上市，也可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般國外風險投資樂於採取間接投資於海外“離岸公司”的形式介入創投市場，以便於在投資實現增值後順利退出。換言之，如果風險投資基金選擇的項目不在“離岸區”設立公司，無法以美元投資和結算，不能到納斯達克去上市，就難以成功退出獲取回報。

　　“離岸區”業務主要包括“離岸金融”和“離岸貿易”兩大範疇。鑑於現代全球經濟中金融業(虛擬經濟)的重要地位，離岸金融業務，包括證券交易、存款、貸款、融資、結算、保值、避險、諮詢、見證、同業拆借，發行大額可轉讓存款證，特別是批發性銀行業務等全方位金融服務，尤為當今離岸經濟的熱點。

　　“離岸銀行”不僅享受稅收上的優待，而且不必持有準備金，其經營成本低於國內銀行；不受利率上限約束，對存款戶支付的利率可高於銀行對國內存款戶支付的利率，也可以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

　　由於“離岸區”提供如此多樣便益，吸引了各國國際金融、投資、控股、貿易、人事僱傭、專業服務公司和製造廠商等前來開設“離岸公司”，建立地區總部、市場營銷､貿易和管理中心、轉運、再出口中轉地、製造和裝配中心、運輸和分銷點等。還有一些個人用戶，主要為高收入者，包括企業家、高級管理人員、知識產權所有者、財富繼承人，成功的商人、律師、醫生、演員、作家、發明家、工程師等專業人士，有興趣使用海外“離岸公司”以便做好投資規劃、稅收規劃、房地產規劃、移民前期規劃等。

　　世界上傳統的著名的“離岸區”多為前英屬殖民地，設立海岸線外的島嶼上(有些小國為全境)，例如英屬維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BVI)、巴哈馬(Bahamas) 、毛里求斯(Mauritius)、科可群島(Cook Island )、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百慕達(Bermuda)、西薩摩亞(Western Samoa)、巴拿馬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Panama)、賽舌爾群島(Seychelles)、紐埃島(The Island of Niue)等。它們具有穩定的政治環境，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與發達國家有良好的貿易關係，並鼓勵在當地設立境外銀行，提供與瑞士相同的信託服務和保險業務。國際大銀行如美國大通銀行、香港匯豐銀行、新加坡發展銀行、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等，都為那裡的財務運作提供方便。

　　上述島國之所以能夠最早發展成“離岸區”，有其歷史淵源。作為英國長期統治下的殖民地，那裡沒有稅收自主權，具有免稅或低稅的傳統。脫離宗主國後，這些制度和法規沿襲下來，較易簡化、轉化，成為國際避稅勝地。此外，還因為一些島國自然資源稀缺，人口數量較少、經濟基礎薄弱，需要創造寬鬆的稅收環境，作為一種吸引投資、增強地區競爭力，發展本地經濟的策略。從地域分佈看，這些避稅地多靠近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如南北美洲的大西洋、加勒比海地區、歐洲地區和東南亞地區，便於為那裡的納稅企業和個人提供服務。

　　二次大戰後，英國元氣大傷，全球領先地位被美國取代；即便在歐洲，也落到了法德後面。但最近英國竟然追越法德，在歐盟中獨領風騷，與美國的差距亦逐漸拉近。究其原因，與英國獨特的經濟規劃有關。英國將附近的三個島嶼設為離岸區，發展為離岸金融中心；加上其他英聯邦離岸區，一個個成為掘金寶地，人均產值位居全球的前列，對母國而言，更有引資獻金的妙用。

　　這些“離岸區”都是區區彈丸之地，但經濟“能量”驚人。

　　以英屬維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 BVI)為例，該群島是斯蒂文森的著名海盜小說《金銀島》中的藏寶地，擁有白色細沙海灘，自然景色優美；位於加勒比海和大西洋之間，在美屬波多黎各以東60公里，由50多個島嶼組成，佔地153平方公里；大約15個島有人居住，總人口約23，550人(2007年7月)，其中80%以上為非裔加勒比海人，主要是當年是從非洲遷入的奴隸的後裔，其他居民有英國等歐洲血統和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

　　該群島於1967年獲得行政獨立，除防衛和外交外，擁有自主內政管理權，政府由普選產生，政治上極為穩定，以美元為通用貨幣，官方語言為英語。首府坐落在最大的托土拉(Tortola)島，面積54平方公里，上有國際機場，公路運輸發達。

　　它的兩項支柱產業為離岸經濟服務以及旅遊業。政府提供極為優惠的商業政策。現有約75萬家海外離岸公司在那裡註冊，佔全球離岸公司的40%以上。比較完備的英國傳統法律制度，優越的地理位置，風光綺妮的自然環境，先進的通訊交通設施，世界眾多大銀行的進駐，使得該群島成為發展最快的海外離岸經濟區之一。

　　英屬維京群島是加勒比海區內經濟最繁榮的地區之一，2006年數據顯示，當地人均GDP達38，0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估算)，超過了香港、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亞、日本、德國、英國、新加坡、法國和意大利等國家的水平。

　　其中金融服務的重要性不可忽視。英屬維京群島、百慕大、巴哈馬等地都有眾多銀行介入。這些銀行在那里以優質的保密的服務換取外資企業免稅賺來的巨額資金，以及喜歡居住在這些地區的富人帶來的個人資財；並且以“離岸區”作為跳板，開展國際金融操作，例如把美國作為資本運作市場，享受免稅優惠下的超額回報。

　　英屬維京群島約75萬家離岸公司中，估計有近20萬家與中國有關。數據顯示，2004年，在中國內地十大外商直接投資(FDI)來源地中，類似於維京群島這樣的離岸中心就佔了三席。截至2006年底，中國實際使用外資累計金額(億美元)來源的前五名依次為：香港特別行政區(2797.55)、日本(579.73)、英屬維京群島(571.64)、美國(539.55)，和歐盟(553.98)。

　　近年來，不僅在發達或較發達國家，許多新興國家順應經濟全球化大趨勢，也紛紛設立自己的“離岸區”。後起直追的大國如印度、巴西，原社會主義陣營的獨聯體以及東歐國家、越南、古巴等，還有許多非洲國家，普遍積極跟進，建立了具有“離岸”性質的“自由經濟區”。據統計現在全世界已有七十多個不同特色的這類特區。今天，合理規劃“離岸區”對於促進自由貿易競爭，加快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已成國際共識。

　　中國改革開放大業，以一系列經濟特區為先驅，實行靈活、開放、優惠的特殊經濟政策，發揮了“窗口”和“試驗田”的作用，成功地帶動了周邊和內地的發展。現有廣東省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福建省廈門市以及海南省全省等五個經濟特區，上海浦東、天津濱海兩大“新區”；此外，許多省、市還有自己的園區、開發區、保稅區之類實行特殊經濟政策的區域。去年6月以來，國務院又批准成都、重慶，武漢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這些特區設計當中，存在“保稅”等局部“離岸”功能，但還沒有一個完整意義上的“離岸”型“經濟特區”。

　　1989年以來，中國開始發展離岸金融業務，有四家中資銀行獲得經營離岸銀行業務許可。後因遭遇東南亞金融危機被監管部門全部叫停。 2002年6月中央銀行批准恢復離岸業務。目前仍只對這四家中資銀行發放了離岸銀行業務經營許可，而且均按“試點”和“試驗”的標准進行審慎監管，同業市場尚未形成規模。由於大環境體制與離岸型自由經營的反差，管理層對發展離岸業務存有疑慮，態度不明確，一些政策和法律法規難以落實，實際業務中手續比較複雜，時間較長，環節較多；業務品種少、範圍窄，新品種較少嘗試，經營過程中流動性差，限制了離岸金融業務的順暢發展。截至2007年末，各中資離岸業務經辦銀行離岸業務總資產餘額僅49.3億美元，與國際離岸業務的發展相比，遠未形成一個區域意義上的、與市場需求相符合、對外具有較強輻射影響的格局，也與國家經濟規模極不相稱。

　　今年兩會以來，鑑於現代全球經濟中金融業(虛擬經濟)的重要地位，針對中國既有經濟特區(包括各省市保稅港、自由貿易區等)對伴隨物流所產生的離岸資金流的金融配套服務相對薄弱甚至缺位的現狀，許多學者，許多地區，紛紛提出建立離岸金融中心的設想，反映了這種需求的迫切性。 　

　　中國改革開放在“摸石頭過河”中前進，起初法律制度尚不健全，資訊猶不通暢，市場經濟體制還在探索階段，不可能、也不需要建立“離岸型”高度開放的經濟運營環境。現在情況則大大不同了，不僅有了建立特區中的特區――“離岸型”經濟特區的可能和需要，而且在經濟上、政治上和影響力等方面，都有現實的重要的全球戰略意義。說明要點如下：

　　一，中國在入世過渡期結束，全面調整現行外資優惠政策之際，為將對外開放、利用外資及其衍生效益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需要在WTO架構下開發另類新途徑。

　　目前國內外匯儲備和銀行儲蓄比較充裕，但外匯儲備不是財政資金，不能用於財政性支出，不是商業銀行資產，不能直接借給企業，外匯儲備也不能用在國內，避免國內“二次結匯” 。由於國內社會保障體制尚不健全，老百姓的銀行儲蓄輕易不會用於投資。中國缺少的依然是資本。

　　儘管中國早已成為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但人均年度吸收外商投資不到50美元，遠低於發達國家人均534美元和世界人均107美元的水平，從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和占GDP的比重等指標來看，中國吸收外商投資也都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

　　吸收外資並不僅僅為了解決資金不足，而且是利用全球各種資源的重要載體。當前，世界經濟正進入新一輪以服務外包、高端製造和研發環節轉移等為主要特徵的產業結構調整。為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紛紛制訂優惠政策，採取各種措施，加大對外資的吸引力度。聯合國貿發會議的一份報告指出，全球約70%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投向發達國家；美國、英國等是全球資金供應最充分的國家，是對外投資最大的國家，但同時也是吸收外資最多的國家。 2005年全球跨國直接投資8970億美元，其中5730億美元被發達國家吸收。英國吸收外資2191億美元，居全球之首，美國吸收外資1060億美元，位居第二。

　　國際投資所承載的各種競爭力和效益，形成的有效資本和技術創新能力，造就的高素質人才，帶來的市場和就業機會，將對中國解決資金缺口、人才缺口、技術缺口、管理缺口和市場營銷缺口，成功調整經濟結構、根本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至構建和諧社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後中國在擴大國內需求並充分發揮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積極作用的同時，必將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更加積極有效地吸收外資，將對外開放，吸收外資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二十多年來，中國對外資提供的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發揮了吸引外資的積極作用，但許多做法實際上相當於直接補貼行為，造成了對本國企業的“逆向歧視”，不符合WTO的公平競爭原則。

　　隨著進入“十一五”規劃時期(2006年至2010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過渡期已告結束，現行存在明顯不公平性的外資稅收優惠政策即將為統一的“國民待遇”取代。有人擔心這種政策調整會不會留不住外資。吸引外資的因素當然不止於稅收優惠。國民經濟增長和發展前景，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性，勞動力、原材料、服務等生產成本的全球競爭力，基礎設施完備程度，能源、原材料、零部件供應能力和品質等市場投資環境要素，都是積極有效地吸收外資的根本保障；但上述稅收優惠政策調整對於弱化直接吸引力的負面影響是無可迴避的。

　　值此轉折時際，以“收大放小”的靈活性，適時開闢一隅具有最大限度優惠特徵的公平待遇“離岸型”經濟特區，符合WTO遊戲規則，利於強化和活躍地區的國際投資、金融、商貿和旅遊等事業興旺發達，當是積極因應上述稅收優惠政策大調整，富於長遠的前瞻性的合理選項。

　　二，推動“走出去”又好又快地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正處於一個命運攸關的轉折點。

　　今日中國經濟強勢如此出眾，國內生產總值按平價購買力計居世界第二，如果照兩位數增長的勢頭外推，超越首富美國已然為期不遠；但是憑藉巨大的低成本優勢，吸引全球資金和先進科技紛至沓來的“拿來主義”蜜月期已近尾聲，對中國來說，一個低成本時代的結束並不自動意味著實現了結構調整或產業升級，相反，迎接全球化分工變局的本土戰略時期才剛開始。中國必須超越“拿來主義”的發展模式，代之以自主創新能力優勢，才能獲得持久的發展進步，自立於進步人類之林。如果停滯不前，不能實現由“世界工廠”向“創造強國”的跨越，那麼中西力量的對比，本質上與鴉片戰爭時期沒有區別，“脆弱的超級強權”很容易在創造力的競爭中淘汰下來，迄今為止所作的一切努力甚至付諸東流。

　　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令世人矚目，勞動生產率也提高很快，2006年工業勞動力年均創造財富1.26萬美元，約為1980年時的8倍；顯示低附加值的勞力密集產品結構正在轉向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生產，甚至“中國工業和技術的突飛猛進幾乎沒有為其他國家的同步發展留下更多的餘地”。今天在繁華商業街購物的人們都認識到，“中國製造”已經不再是廉價品的代名詞了。早在2005年，中國高科技商品的出口總額已佔製造業出口總額的35%(1995年為16%)。國際市場上80%的影印機、60%∼70%的手機、60%的數碼相機以及50%的電腦均產自中國。但中國製造先進產品所需要的裝備和工藝主要依靠進口，也就是說仍然不脫“拿來主義”。中國在許多大型國際科技合作項目中實現了“以我為主”，實際上多是外國人設計，請來的外國“腦袋”，花錢買來的“自主產權”。在尖端科技方面，包括載人航天工程等領域都取得重大突破，但基本上屬於朝向一個國際既有成果或結論靠攏，以求縮小差距、“填補空白”的“逆向發展”，並非超越意義上的自主創新。

　　自上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政府下撥的研發經費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增加，相當於中國總體經濟增長水平的兩倍。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評估，2006年，中國政府和工業界共同投入了1360億美元的研發經費，以購買力平價計，這筆資金高於日本(1300億美元)，僅次於美國(3300億美元)。

　　可是，迄今為止，將近90%的中國高科技產品仍出自外商投資企業或是得到外方技術許可的中國企業。據報導國內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僅佔萬分之一左右。中國已經躋身汽車、船舶製造大國，高性能發動機核心部件和精密調控系統還不能自給。整個中國民航使用的全是外國飛機。中國目前先進的殲-10飛機、梟龍飛機的發動機來自俄羅斯；就連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ARJ21飛機，發動機也是美國的。中國藥物製劑每年推出上萬種，卻沒有一項FDA通得過的合成新藥；而醫藥品領域的研發增加值還不及英國的二十分之一。中國已經成為信息通信技術的出口大國，但中國在電子電信領域的研發增加值僅僅是美國的六分之一。中國互聯網網民已逼近兩億，大半為寬帶用戶，但幾乎所有關鍵高端硬、軟件系統技術都由美國開發和擁有。

　　中國企業需要以先進科技實力為後盾，大力發展高端產品，建立優質品牌，在不依靠政府行為和計劃經濟保護的情況下，善用WTO協議的市場經濟經營手段，取得成本和渠道的競爭優勢，最終超越主要依靠勞力密集的加工型實體經貿的水平，跨過國際供應鏈的低端；但這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就不僅是請進來(吸收外資)，還需要走出去，在國際市場的競爭歷練中，增長實力和見識，提高跨文化、跨種族的管理能力和整合資源的能力，催化技術和管理創新，以及擴大市場佔有份額，實現升級進階的大目標。

　　世界上“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和現實顯示，商品輸出發展成資本輸出，是取得貿易和國力強勢的必由之路。中國人口眾多、資源並不特別豐富，依靠實體經濟的外向型發展，不可能成為現代世界真正繁榮富強的一流大國。

　　中國正在從一個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接受國向資本輸出大國轉變。建設洲際、地區性的自由貿易區是其顯著標誌。中國已確定同眾多同非洲國家建立“經濟貿易合作區”；與韓國、日本和俄羅斯的東北合作經濟區，以及東盟國家的自由貿易區，都在緊鼓密鑼的籌劃中。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估計，未來幾年，中國對外投資年均增長率將超過20%。

　　借虛擬經濟進行資本運作，在現代世界經濟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甲午海戰期間，日本依靠了發行戰爭債券，支持了龐大的戰爭經費。上世紀六十年代以還，美國依靠空前規模的資本運作，為新興科技產業提供了充分的創投資金，並以股票市場的蓬勃發展，支持高科技產業獲得持續發展的資金，成全訊息革命異軍突起，美國得以穩居世界“超級強國”地位；都清楚地證明了善用“虛擬經濟”的重要性。

　　所謂虛擬經濟，主要指帶有證券色彩的股票、債券、基金、期貨、股權之類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它源於現金價值，又不同於現金的交易。當今在國際虛擬市場上每天的交易額高達數十兆美元，而現金交易僅為虛擬交易總額的二十到五十分之一。中國社會雖已參與虛擬經濟，而且通過股市交易感受到了其中的巨大威力，然而從總體上來說，有關認知和操作水平，還處於比較盲目和低水平的狀態。

　　中國的實體經濟發展到了現在的規模，如果沒有適當的資本運作使虛擬經濟成為實體經濟的強大後盾，實體經濟的發展就可能停滯，甚至夭折。資本運作具有資本優化配置的功能，化解貧富不均的矛盾，構建和諧社會，特別需要通過資本運作，使所有的人都有公平機會，獲得資金和發展自我的機會。

　　中國企業界為了成功實現上述種種升級和發展任務，需要獲得“走出去”在世界經貿大舞台接受現代遊戲規則實戰洗禮和放開手腳大展鴻圖的的充分機會。

　　中國外貿事業蓬勃發展中，順差居高不下，因此帶來許多貿易糾紛。一些國家以反傾銷及保護知識產權等名義，限制中國產品入境，或徵收懲罰性關稅。 “離岸型”經濟特區可在一定程度上避開上述貿易糾紛的干擾，減少金融操作風險。

　　事實上，許多中國企業已經選擇了外國的“離岸型”經濟特區，在那裡註冊離岸公司，包括成立獨資企業、跨國公司的分公司、參與他國公司的控股和管理等等。

　　但是至今還沒有一個中國自己的充分自由經營的全方位的“離岸型”經濟特區，作為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又好又快地發展的實踐平台。

　　3.創辦中國自己的“離岸型”經濟特區，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又一創舉，意味著“一國兩制”政策的充實和發展，不僅在經濟上獲益良多，並帶來重大政治勝算。

　　“離岸型”經濟特區是資本主義經濟高度自由化運行的形式，為了有效解決現行體制不合的難題，宜歸中央直轄，經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賦予獨立法域和獨立關稅區地位，享有經濟管理、社會管理以及金融創新等方面的自治權限，制訂細則，依法治理。

　　因此，“離岸型”經濟特區的社會、歷史背景雖大不同於港澳，卻具備類似於港澳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這一發展相當於極大地擴展和豐富了“一國兩制”政策的內涵，勢將大大增強國內外各界對於“一國兩制”創新發展的未來光明前景的信心，不是像一些人士擔心的那樣，以為“一國兩制”只是權宜之計或是“特區大陸化”；可信中央政府會把政策搞活搞靈，切實實施並繼續採取有利於促進不同製度下經濟互補發展的政策措施，拓展合作領域、提升合作層次、完善合作機制，使內地同“一國兩制”特區的合作更加富有成效。

　　4.探索、發展國際“離岸型”經濟特區的新模式

　　創辦中國“離岸型”經濟特區，當取法國際著名的“離岸區”，借鑒世界各國豐富多采的實踐經驗，但非簡單因襲傳統舊制章法而已，將結合國情，與時俱進，有所改進，有所發展，符合中國和亞洲特色，具備自己的管理政策要點，富於前瞻性、開拓性，爭取成為21世紀全球化高科技時代切合可持續發展大計的創意傑作，全球同類型經濟體中效能更高、副作用較少的優化模式。

　　探索優化模式，不可忽視監督管理。 “離岸區”作為高度自由化的經營天地，主要負面印像在於容易被逃稅、洗錢、圈錢等非法活動鑽空子。國際反貪組織指出過，由於對服務供應商監管失控，倫敦曾經成為洗錢的天堂。隨著加強國際經濟生活秩序化，以及打擊販毒集團和恐怖主義勢力等任務需要，國際社會不可能容許“離岸公司”享受無條件的信息保密。近年來，英屬維京島等一些“離岸區”已大大加強了監控措施。

　　中國創建“離岸型”經濟特區，主管部門要盡一切可能向客戶灌輸守法觀念，並與國際反金融犯罪組織合作，採取必要的監控對策。在註冊登記公司時，須作必要的背景調查；如果認為某公司賬戶涉嫌洗錢或其他非法金融活動，當地最高法院會發出搜查令，此時離岸公司的資料必須公開；如果資料證明公司進行非法活動，將撤銷該公司的註冊，並收回非法資金。嚴防成為助長洗錢、詐騙、轉嫁金融風險、侵吞國有資產和公眾資產的“溫床”。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不接受)也。”(《論語.里仁》)

　　“Riches and rank are what every man craves; yet if the only way to obtain them goes against his principle, he should desist from such a pursuit”(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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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岸型”經濟特區的吸引力，主要來自稅務優惠政策，但還須與投資環境優勢相結合，才能大見成效。投資環境是指那裡的政治環境、法律制度、地理條件、自然環境、生態環境、金融服務、交通、通訊設施、生活和工作環境等配套而言。

　　關於中國第一個“離岸型”經濟特區的選點方案，應當綜合環境因素，全面探討，揆情度勢，合理抉擇。

　　作者已經提出《“橫琴”寶地“謀而後動”――創建直轄“離岸金融經濟特區”諏議》一文，建議在中國政治穩定，經濟快速增長的大環境中，選點地處東南亞和中國經濟最為活躍地區的中心，中國腹地第一個對接粵、港、澳區域的橫琴島。

　　本文相當於此建議的補充論證。歡迎切磋指教。

　　聯繫電郵：paulpang21@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