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獲獎是推動 王小帥更看重觀眾

　　《左右》(blog)于2月17日在第58屆柏林電影節獲得了最佳編劇銀熊獎，這時距離電影製作完成已經過去了半年多的時間，電影沒有立刻上映，也沒有宣傳，似乎悄無聲息，直到柏林的消息傳來。在三里屯的一家餐館，導演王小帥一個下午的時間連續接受了幾家媒體的採訪，3月7日《左右》正式上映之前，他大概還要反覆把電影的前前後後講上多遍，這已經是導演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整個電影宣傳的重要一環，不同于大片猛烈的宣傳模式，投資五百萬的《左右》到了後期宣傳時資金已經所剩了了。“資金有限嘛，不可能說花大價錢砸一個活動來起到宣傳的效果，所以電影節等於一個最大的首映，當然要借這個做宣傳，四兩撥千斤”，王小帥說。電影節的十天對於電影后期的銷售至關重要，既是接觸海外買家的機會，也是場面盛大的免費宣傳。

　　《左右》的製片人黃斌說，電影之所以放了那麼長的時間就是在等，等著電影節。其實他們很早就得到了入圍柏林電影節的消息，策略性壓下了消息並且後延上映日期。現在海外市場的收益仍然占去了六成左右，而在電影節的獲獎以及隨後而來的媒體的關注也把《左右》推到了國內公眾眼前，這對國內的票房來說是一個好消息。黃斌說對於投資方，這一類的電影其實投入產出比並不低，投資大片可能獲得的收益大，冒的風險也大，而王小帥這樣的導演在國際上的聲譽讓電影的海外市場有所保障，製作前期簽下的法國發行公司就已經可以保証收回成本，而片子在電影節上已經找到不少買家，國內市場所占的比重在數字的計算上其實很微弱，不過“國內市場”對於導演和製作方，也始終是一個放不下的心結，一個努力想要打開的殭局。

　　海外市場保底，爭取國內市場，這種辦法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模式，在“不規範”的中國電影市場上以一種奇特的方式運作。不過在講到國內市場時，導演的言語間仍然不可避免有很多的“也許”，很多的“希望”，對於票房，也仍然很難非常篤定地叫出一個數字。去年採訪在柏林拿到金熊的王全安時，也講到希望票房會有一個好的成績，希望是此類型電影的一個突破，可是結果既沒有呈現出大片的鋪天蓋地，也沒有像些更刁鑽的小片子一樣縱身殺出，我們姑且粗略歸為“第六代”的創作在國內市場，似乎還處在以非常平緩的速度尋找一個契合點和切入口的過程當中，幾年前談論的熱點是審查和體制，現在說的更多的則是市場和觀眾。

　　作者電影，電影節，觀眾緣

　　雖然創作風格各異，但人們對“第六代”導演很自然地產生了一些印象和預設，文藝腔調，不夠刺激，頻頻得獎，票房不佳，也許還帶了點怨氣。這些“很自然會屏蔽掉一些觀眾”，王小帥說，“電影其實是多樣化的，獨立電影或者作者電影本身就有一定的觀眾限制量，再加上電影節的選片標準也非常苛刻，它代表了某些人的眼光，這些人的眼光覆蓋出去在社會上的影響面可能也是有限的，但這些東西是個代表，有廣告性質，告訴你是一個什麼樣的的東西。我們也慢慢在國內一個廣泛的觀眾群里一點點去挑選這些未來的觀眾，我相信他們存在的，這是我們要做的工作，愚公移山一樣。”

　　媒體一邊在報導獲獎消息，一邊也在指出票房的失利，中間的斷裂顯而易見。他說不過這也許能讓這變成“一個話題，一個事兒”，觀眾也許會有好奇心去看看這些片子到底什麼模樣。不過這樣的等待似乎有些過于被動，由話題變成真正的上座率，同樣有“愚公移山”的艱難。王小帥說現在是人盯人地叫人來看電影，靠著人的傳播和口碑。

　　不過即使票房成績已經成為一個衡量電影的標準，作為一個創作者，王小帥說做電影最大的樂趣是有感而發，大家都在談論這個社會的變化，做導演的一點好就是，掌握著機器，比別人多了點話語權，尤其作者電影，是導演在說話。

　　當然電影一定要好看，王小帥說，有些文藝片傷了觀眾是因為它確實不太好看，故事不通順，觀眾得不到足夠的東西。創作之于他，現在也越來越艱難，尋找著下一個有話可說又可以把握的故事，“始終不要偏離自己對做電影的本真，就是你和電影的關係。導演也是希望把他最想做的東西拿出來，這是對電影的一種態度。商業片是另外一種態度，做商業片導演是個執行者，把可能很商業的元素做好，這個東西不是代表你個人，我這樣做不一樣，很多人內心裡都很想拍他能掌握的東西，但電影太工業化了，大投資就會牽扯大問題，需要你一一排除，商業體制是不會變的，這時候就要看這個導演和體制的平衡在哪裡，如果說導演的槓桿撬不起來就完了，如果磨合得好就好一點，這是一個互相轉化的關係，如果給我一個特別大投資我也會考慮這個轉化的關係──我能給這個電影什麼，這個電影是不是完全異化了我，做一個平衡。”

　　去特徵性，去導演化

　　從柏林機場出來，王小帥說同行的人都覺得其實柏林和北京的差別不大，城市的建設和發展上已經趨同了，尤其在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去特徵性的過程，北京的樣子越來越模糊，人的面目也越來越不清晰，《左右》的拍攝地是北京，電影里的北京就是這樣一個無特徵的、疏離的城市。其中的人物人到中年，孩子得了白血病，因為是獨生子女，所以只好找前夫再生一個孩子救命。非常戲劇化的情節，“對於越來越高要求的電影觀眾來說，其實是比較怕煽情的故事”，如何把故事拍得清淡樸素，他說電影語言很節制，是一個去導演化的過程，攝影、美術、音響都一簡再簡，技術上不可能拿到任何一個單項的大獎。這樣的嘗試他在拍攝《二弟》的時候也試過，他稱為“簡約主義”或者“平淡主義”，導演和技術都如隱身了一般，去去膩，洗洗胃。

　　沒有奇幻景觀，沒有特殊的風俗人情，沒有對中國偏遠地方視覺上的新奇感，王小帥說這是有意為之，其實也是個冒險，中國電影輸出的成功例子大都是帶著明顯的中國特色，《左右》在技巧上又不眩目，如果不能做到觸動人，很容易做成個難看的電影。在柏林，他接受了很多國外記者的訪問，他們的問題集中在，為什麼拍了這樣一個不太具有中國特色的片子。他說最先拍電影是生活在他鄉，對別處的幻想，現在看最早的《冬春的日子》，那時無法去到別處，也沒有條件製造一個影像上的奇觀，只能面對周遭的狀況──兩個知識分子相對封閉的生活。如果那時是被動，現在則有了更多的主動意識，“我們沒法去別處只能面對自己的生活的時候，反而又回到了《冬春的日子》的感覺，去看看自己生活里最大的問題和困惑在哪裡。”

　　生活在城市，面對的也是都市人的普遍困境，“我們這些人從讀書到青春期，走過比較理想主義的時期，慢慢也在變成一個很實在的社會邏輯，結婚，生孩子，離婚等等。對生活另外一個層面的感受也在增加，它不在遠處，就在你周邊，所以想把這個感受放到電影里”。電影里映射的也是他現在的心態，同樣人到中年，壓力、困惑，想逃離又無處可去，累，但像機器一樣一旦啟動就沒法停下來。他說有人說他是從殘酷青春到殘酷中年，“我比較偏向用理性去克服”，電影的結尾是開放式的，一切在鏡頭外繼續，所有問題仍然存在，但人多少有些包容，不那麼暴躁，比較坦然地接受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