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麗之死

　　我經常會想起哈麗。

　　9年前的今天（2000年1月2日），熱情善良、聰穎脫俗的哈麗，離開了人間。哈麗離世時才33歲。她的原名是Harinder Veriah。可是，認識她的人，都叫她哈麗（Hari）。

　　當年我從英國各大報章獲知哈麗之死，非常震驚。哈麗來自馬來西亞，印度人，是律師；她的先生馬丁傑克(Martin Jacques)是英國人，白人，是英國知名作家和評論家，也是英國Marxism Today雜誌的前主編。兩人偶遇，是在南中國海面，暖日和風的刁曼島上。當年，哈麗才26歲，馬丁47歲。

　　哈麗給馬丁遺留下了最珍貴的禮物─今年10歲的兒子拉菲（Ravi）。

　　1998年春，我在倫敦過窮留學生的生涯時，認識了這個友善、熱情的家庭。

　　當時，在一個講師的介紹下，我成了馬丁的漢語老師。馬丁當年正好在替英國廣播公司製作節目，將要隨哈麗到香港去，想在出發前學一點中文。我每個星期到他的家給他上課，因此也認識了他那充滿陽光魅力、熱情好客、待人誠懇的太太。見過哈麗的人，都會記得她的健朗笑容， 和那明亮自信的動人眼神。

　　有一次，我去上課時，哈麗正好在房裡休息，才出生兩週的小寶寶就安睡在書桌上的嬰兒籃裡，陪我們一起上課。

　　我後來因為趕寫畢業論文，沒有辦法繼續給馬丁上課。

　　那一別，竟是永恆。

　　哈麗在英國念完了法律系碩士課程後，英國頂尖的法律事務所Lovells獨具慧眼聘用了她。而後，公司決定將哈麗調職到香港去，此機難逢，馬丁也隨行到香港去做研究、採訪和寫書。

　　小寶寶才9個星期大，一家三口就離開了陰霾的北倫敦，飛到了香港去開展新生活。

　　1999年的最後一天夜裡，全香港都籠罩在迎接新年的歡樂聲中，馬丁一家和朋友們也在外用餐慶祝。鐘聲敲起，煙火此起彼落，哈麗在酒店外突感不適，馬丁一看便知道，是哈麗的癲癇發作了。

　　那是哈麗生平第二次癲癇發作。第一次沒有大礙。

　　我壓在這裡最低層……

　　喧鬧的人群中，救護車將哈麗送進了醫院。

　　第二天，馬丁在探病時，病床上的哈麗抖出了這一段話：“I am bottom of the pile here. I am Indian. Everyone else here is Chinese.” （“我壓在這裡最低層。我是印度人。這裡其他的都是中國人。”）

　　一月二日，哈麗再次發病，不久搶救無效。

　　憑太太的臨終遺言─“我壓在這裡最低層”，馬丁懷疑哈麗死於種族歧視而引起的人為疏忽。馬丁要求調查。院方提出哈麗死於癲癇的結論，馬丁提出了挑戰。馬丁還對醫院提出了疏忽的訴訟，案子今年6月隆審。

　　馬丁挑戰香港“種族歧視”的看法，9年來在香港掀起了巨波。哈麗之死，媒體瘋狂報導，香港的種族歧視成了公開探討的話題。經過多年的辯論，2006年底，反歧視的法令終於在香港成立了。

　　英國媒體形容馬丁戰勝了香港的司法，但失去妻子的悲痛，仍時刻侵蝕他：“我的哈麗賠上了性命。”

　　對哈麗的追念，馬丁轉化成了行動。2002年，馬丁和Lovells律師事務所的一個夥伴設立了Harinder Veriah Trust（哈琳達菲麗爾信託）。這項計劃讓貧困的馬來西亞律師有機會到倫敦的Lovells律師事務所工作兩年。 3個來自馬來西亞的律師已經從這項計劃中受惠。

　　2005年中開始，另一項因哈麗而誕生的助貧計劃也在馬來西亞展開了。哈麗的小學─Assunta Primary School Two獲得了特別的支援，一些貧困的孩子，有了書本、文具、餐費，也有了一絲希望。

　　這些孩子，不管是華人、馬來人還是印度人，不管他們的膚色是什麼。

　　因為，哈麗本來就是一個樂觀開明、充滿溫情的女子。

　　在馬來西亞多元的環境中，她會說英語、馬來語、旁遮普語，還會說廣東話，她也在倫敦學過漢語。在哈麗的世界裡，人與人之間，應該沒有種族、膚色的藩籬。

　　哈麗出身貧苦。她的父親Karam Singh是馬來西亞獨立後首屆國會中最年輕的議員，當哈麗還嗷嗷待哺時，父親在內安法令下被扣四年多。哈麗6歲時，母親突然去世，父親卻沒有負起重任，孩子們好像頓時成了孤兒，就算後來寄養在親戚家裡，日子也一貧如洗，需要縫衣補鞋過日子。

　　她明白窮孩子掙扎的辛酸。她自己就是靠刻苦的精神，一步步地向上追求。可是，當生命正走向美好時，命運卻吞噬了哈麗。

　　人生的不公，莫過於此。

　　幾年前，我曾答應過馬丁，我會寫一篇中文稿子，代表我對哈麗的追念，也支援他為哈麗之死的真相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可是，每每提筆，心情格外難受；曾多次嘗試，總是提筆，又放下。因此，我遲遲未能履行這項承諾。

　　新年伊始，我終於遵守了這個承諾，哪怕是遲來了一些。

　　謹此緬懷我心中的哈麗，和她遺留人間的真善美。 星洲日報／副刊？文：張玉雲？2009.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