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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航標:嘉禾四十年風雲雄霸史 橙天入主新模式(6)

http://news.sina.com 2010年05月09日 07:30 北京新浪網

  鄒文懷自述──“我在邵氏的日子”

鄒文懷曾經是邵逸夫的得力手下
鄒文懷曾經是邵逸夫的得力手下
  談起邵氏,鄒文懷總是娓娓道來、如數家珍,從頭到尾將這個電影王國的來龍去脈細細盡述。為何數十年後仍記憶猶新?鄒文懷笑言:“因為我在邵氏很多年嘛,很清楚。”這個張徹口中“所認識的非上海人中惟一說上海話而全無破綻者”,其電影生涯亦首次結緣邵氏,一代電影大亨傳奇,亦由邵氏為起點撰寫成篇。

  壹:成立初期:邵氏兄弟開闢星馬

  1925年,邵家長子邵醉翁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並自認總經理兼導演,老二邵□人擔任編劇和會計,老三邵仁枚從事發行,六弟邵逸夫則協助三哥開展發行工作。1926年,由於“天一”受上海同行排擠打壓,更組成“六合影業公司”聯合拒映“天一”影片,邵逸夫遠赴新加坡與邵仁枚會合,繼而聯手創業。起先邵氏兄弟多在新加坡華人聚集地放映“天一”影片,1927年,在新加坡首富王竟成的資助下,邵氏兄弟得以組成聯合院線,並在1930年正式成立邵氏兄弟公司後積極拓展生意,如租買當地數家大型娛樂場,後來又成立了制片廠和戲院經營等工作,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局面。

邵氏兄弟,左起邵□人 邵仁枚 邵逸夫
邵氏兄弟,左起邵□人 邵仁枚 邵逸夫

  邵氏起家于上海。邵氏兄弟之中,老大邵醉翁是律師。當時有一件按揭,人家用戲院抵押貸款,經由邵醉翁工作的律師事務所辦理手續。後來人家還不清貸款,而醉翁又很喜歡電影,他的太太陳玉梅也是電影明星,所以就把戲院接收了過來做舞台劇,邵氏電影王國就是這樣開始的。

  邵氏兄弟公司在星馬開辦娛樂事業,包括游樂場和電影院,在新加坡做得很好,於是就向馬來西亞聯邦發展,那時候其實他們是分開的。後來需要的片量多了,就要求穩定片源,因為當時星馬最流行粵語片,片源除了上海以外,最多是廣東和香港,所以就考慮在香港拍片。

  邵仁枚(三老板)到星馬去開發,當時很辛苦。三老板在星馬開始做得好了之後,就把邵逸夫先生(六老板)叫過去,他需要人幫忙,叫六老板來幫忙。那個就是邵氏兄弟,因為那個時候就是三老板、六老板兩個人,所以就叫邵氏兄弟,他們在星馬那邊戲院開的多一點,發掘影片的供應不大夠,能不能在香港拍片,後來就委托他的二哥邵□人,二老板在香港成立制片廠,其實那時候還沒片廠,就是一個制片公司,拍廣東片,後來那面發展的很快。

  貳:重組公司:兄弟齊心其利斷金

  1936年,接替大哥管理“天一港廠”的邵□人將之改名為“南洋影片公司”,並繼續如“天一港廠”那般不間斷供片予新加坡邵氏兄弟。1946年,逼走上海多年的邵□人回港收回被日軍侵占的“南洋片廠”,並于1950年成立“邵氏父子公司”,大量拍攝發行小成本國語片。

  但沒過幾年,陸運濤即挾國泰殺入香港,並很快將觀念守舊的邵氏父子公司打退,眼見市場被國泰占領半壁江山,邵□人逐漸轉行投資房地產,而此時返港的兩個弟弟:邵仁枚與邵逸夫則著手在香港發展制片業務,終于1957年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邵氏的公司本來是邵□人跟他的幾個兒子做,當時邵氏父子公司是在香港的,後來很好的市場都讓國泰放了,所以邵逸夫自己回香港做,從邵氏父子到邵氏兄弟,這樣才與國泰形成競爭的局面。國泰其實也是在星馬發展,也在香港買片,此外兩家公司也有很多戲院是放外語片的,所以在雙方面都競爭得非常激烈。

  邵逸夫跟他哥哥邵仁枚好像兩個人的思想非常接近,兩個人共通的一樣,你想什麼我都知道,我想什麼你也知道,非常非常默契,而且兒子交換,他的兒子在新加坡跟邵仁枚做,邵仁枚的兒子跟他做,這個也是易子而教嘛,完全是你的兒子,有很多地方你看不見、看不清楚,所以兩兄弟,因為他兩兄弟合作真的是像一個人一樣,所以他自己回來,那時相當轟動。

  邵逸夫其實沒有娛樂,他那麼成功,因為他把時間全部用在工作上了。,他一天的工作等於我們兩天的工作,星期天他看電影,曾經試過一天看十部電影,自己公司要上演或者外國片什麼,他看8部到12部,而且很少是不看完的。一家公司自己做老板,有些人以為做老板說什麼都可以,邵氏控制預算比較緊,所以很多人就說他刻薄,我在里邊做我曉得,偶然當然有不同的情形了,不過一般來講並不是真的刻薄。

  參:加盟邵氏:初入影壇遭遇挫折

  1957年,邵逸夫剛由新加坡返港籌建邵氏影城、拓寬公司業務,故亟需招賢納士,而此時的鄒文懷則是美國新聞處的一名記者,兩人本無交集,但其後經鄒文懷的恩師吳嘉棠從中引薦,終于促成兩位電影巨人的握手。

  張徹曾如此評價:“邵、鄒兩人都頭腦優秀,有魄力。無邵逸夫的勤奮,香港電影不能如此‘高速起飛’,形成繼好萊塢之後的‘制造夢境的工場’;無鄒文懷的善于放權,不能從工場解脫而迅速建立獨立制片人制度,在工場衰落後,香港電影就不免會有一個時期處于低潮如美國、日本。兩人先後相承,維持了香港電影二十余年的繁榮局面,不得不說是‘氣運’。”可謂一語道破了兩人在香港乃至華人電影史上的重要地位。

邵逸夫港督戴麟趾鄒文懷游邵氏片場
邵逸夫港督戴麟趾鄒文懷游邵氏片場

  往昔重現,鄒文懷憶道:“後來我去半島酒店的餐廳與邵逸夫談了三個小時,他問我:‘你覺得邵氏公司怎麼樣?’我說沒有什麼印象,他又問我:‘我們拍那麼多片子你沒有印象?’就這樣跟他談談,加上事先吳嘉棠的極力推薦,所以我就決定跟他做,也是他到香港來第二個用的人,第一個是女秘書,第二個就是跟我談,那時候也沒有決定是做什麼,主要是宣傳。第三個,後來又一個做總經理的,周杜文,在美國公司做亞洲經理做了好多年,所以邵逸夫就認識他。”

  那個時候本來我是專門做宣傳,邵逸夫做發行跟行政,他已經講好了,吳嘉棠人家幫他說話請了好些出名的導演,吳嘉棠在國內有名氣和自己的勢力,他介紹的好些人,從國泰請到邵氏,這樣組成第一個邵氏兄弟。我一進去做,邵逸夫就跟我講了,做電影人,雖然做事情,比如說做宣傳,其他什麼都要好,怎麼樣放電影也要懂,放電影我懂,這個只不過大一點。他說我所有的戲院經理以外,連高級的人員都會放電影的,因為萬一有人生病了,他不做你怎麼辦,電影拍了,所以經理就去做了,而且很簡單,雖然很簡單,不過很少人肯做。”

  鄒文懷獲吳佳棠推薦加入邵氏後擔任宣傳部主任,當時他曾向邵逸夫提出親自任命下屬,最終將何冠昌、蔡永昌及梁風等好友拉攏進來。十多年的奮斗歲月,鄒文懷逐漸掌握了邵氏大權,非但凌駕于總經理周杜文之上(當時周氏只管發行,無涉技術)所涉及的工作範圍之廣更非那個“宣傳部主任”的銜頭所能及,正如張徹所言:“邵氏事無鉅細,無不先通過鄒文懷,或由他親自處理,或經他才上達邵逸夫,所以似乎任何職位,都不能體現他的實權。”

  萬事開頭難,年輕的鄒文懷也不免經歷一輪高低起伏,甚至飽嘗挫折後,方才在邵氏站穩腳跟。但也正是初入邵氏後的多番磨練,方才為他日後權傾邵氏、締造嘉禾打下堅實的行業基礎──

  “剛進邵氏的時候,很簡單的事情也不一定做得來,比如貼海報,邵逸夫就對我說:‘如果問你,你一定說會,普通的3D海報貼出來誰不會,我需要的你要貼高,你不高一點,別人蓋過你的也有,而且很多地方你要貼的高一點,拿個梯子,第一麻煩,第二要上下,你搬了一個梯子到處走怎麼辦呢?’要把這個海報貼了漿糊,我想應該是這樣。他又說:‘不行,這個塗的東西外面也要塗,漿糊了,海報外面也要塗,反面當然要塗了,貼上去以後外面的也一定要塗的,真的是這樣才行。所以第一,要學會放映機,第二,貼海報,第三,挑照片,劇照、宣傳照什麼,這個我沒跟你講,是因為我相信你也會,你本來新聞出身嘛。’

  “就這樣,等到我進去2、3個星期,他也搬到香港來住的,那時候在邵氏大廈,當時邵氏大廈可是整個旺角區最旺的地方,位處彌敦道和亞皆老街的交界,他哥哥老二在另外一層。

  後來我第一次看試片,是有一位出名的大導演卜萬蒼拍的,演員我倒是不記得清楚,反正都是那個時候很有名的人,邵氏的辦公室很大,試片間很好,大概四十個人的樣子,像個小戲院。看完了,大家拍手,恭喜,後來我看完這個戲,我怎麼樣宣傳這個戲,自己非但不喜歡,而且不懂,一邊做一邊想,怎麼辦,想了半天都想不出。

  邵逸夫到處找我,結果找到辦公室去,結果我在試片間里嘛,我們一起看的嘛,看完跑掉了,我說我沒跑掉,你們跑掉了,我還坐在里面。他說:‘你坐在里面幹什麼?你覺得這個戲怎麼樣?’我說我就是在想好不好,大家拍手都說好,而我覺得完全不好,要不就是你們錯,要不就是我錯,所以我覺得不合適做這份工作。

  這個不是三言兩語,講的相當久,結果在房間里談了兩個鐘頭,他就問我:‘電影看了嗎?這個戲你說怎麼不好?’我覺得人家那麼多人都拍手叫好,這就說明問題更大,不是說好不好,不是說我喜歡不喜歡,而是為什麼大家都說好,而我覺得非常不好,所以要不就是我對,要不就是我錯。我對的話,我不能做這個工作,我怎麼做呢,你們認為好,我認為不好,我對的話呢,反正人家都不對啊。我不曉得怎麼樣說,這個片子怎麼宣傳,我完全不曉得,那個時候戲院宣傳都是電影公司的事,發行商做的,戲院自己沒什麼了。我說我真的不能做,我說我還可以回到我原來的工作,請他另選賢能吧。

  “很快我老師打電話來了,說:‘年輕人做事情怎麼可以這樣,有一點點不對你就不做了。人家為什麼要請你,是因為現在不好才請你嘛,碰到難的你就不幹了怎麼辦,以後你怎麼做事情。’我說不是,宣傳不好是我的錯,但現在是片子不好,我實在無法宣傳,沒法說服觀眾入場。

  老師又說:‘你對電影有興趣嗎?有興趣就做下去,很快的你就可以証明給人家看,他也不是笨蛋,很快就能看到。’那個時候年紀輕嘛,教授是很要緊的,而且我也很喜歡他,也學了很多東西,就做下去了。做下去以後就開始幫邵逸夫看劇本。來了劇本就看,看了以後就跟著討論,邵逸夫不大會系統的講一個戲或者分析一個戲,可是那麼多年的經驗會想到觀眾喜歡什麼,雖然新的比較少了,不過他會提出很多建議,這樣就做下去,最後就做得不錯了,所以說邵逸夫很有分析能力,他沒有用什麼理論,但他總是能分析得很好。”

   肆:唯一對手:國泰與邵氏平分天下

  1957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後,數年內即氣勢如虹、如日方中,與陸運濤的國泰機構分庭抗禮。當時,國泰落戶香港已四年,繼1953年首次拍攝粵語片試探香港市場及1955年接收李祖永的“永華片場”後,整體規模已得到穩固。

  事實上,在邵氏成立之初仍不得不租用“堅成片場”拍攝大型題材電影打開市場缺口時,“國泰機構”旗下的“國際影片發行公司”和李祖永的“永華片場”已合並為“電影懋業公司”,並引入當時先進的彩色電影攝制技術拍片及借鑒西方資本主義模式進行片廠管理,旗下更擁有林黛、葛蘭、尤敏、易文、陶秦、岳楓等演員及導演,風頭一時無兩。同樣作為來自新馬地區的片商,邵氏能在短時間內攻占香港市場,更在各方面與國泰平分天下,成就無疑殊不簡單,踏入60年代,兩大公司更爆發香港影壇空前的雙雄大戰…

  國泰老板叫陸運濤,他在東南亞的勢力很大,家是在新加坡,生意做的非常大,他跟英國人的關系也很好,那時候英國人勢力是新加坡、馬來西亞都管,所以他搞的電影那時候還不叫國泰,叫電懋。我相信沒有別的地方有兩家公司是最大的,除了這兩家公司之外沒有了。當時情況是,一入國泰你就不能入邵氏,一入邵氏國泰也一樣,非但不會上你的片子,還會打擊你。從新加坡、馬來西亞到泰國、香港、台灣,都是這樣,競爭的很厲害。

  早期是國泰大,國泰肯花錢,生意做的很大,電影只不過是他其中一個,戲院也是一樣,並不是主要生意,在他們與新加坡做大的貿易或者做塑膠跟錫礦這些生意,這些生意都是大的不得了,電影根本就是玩玩。那個時候人家都認為拍電影就是想搞女明星,很多人都覺得不是正經的生意。陸運濤做了也是好事,他在國際上也很有地位,他在英國,不曉得是奧斯卡還是什麼,也有學會,他家境也好,所以他很容易跟每個地方的政府啊,跟商界的人都有聯系,所以國泰的勢力很大。

  陸運濤喜歡做比較新一點的東西,這個是兩家人的看法跟愛好也有關系,陸運濤根本不懂廣東戲、京戲什麼的,而邵家對拍新的外國的東西也不是很接受,所以開頭根本不打爭的,到後來發展到一定程度,兩方面總會碰到,所以就競爭的真的是很厲害、很厲害。可是我倒覺得,我是在當中,我跟兩邊很熟,我跟邵氏也很熟。

  陸運濤是比較洋化,他中文不懂多少,說是中國人,骨子里當然是中國人,我想他覺得他自己是英國人的成份還多一點,現在又說新加坡人、馬來西亞人,所以他在星馬的勢力非常大,而邵氏是在戲院很勤力,三老板、六老板肯做,肯到小的地方去做,馬來西亞其實看起來真的是像中國現在一樣,有很多地方可以開發,很多地方根本沒有戲院,你是頭一個進去的,你總劃得來嘛,而且也很便宜。我自己看覺得其實現在中國是最好發展電影的機會,人口那麼多,看電影是大家最容易接受的,作為政府應該鼓勵這方面,透過電影,把信息、把什麼東西帶給你。

  伍:片場制度:培養人才的大本營

  1957年邵逸夫返港後,即購下清水灣一地段建造邵氏影城,繼而以流水作業形式發展出影片投資、制作、發行、上映獨立包辦的運營結構,各業務環節的管理權則統一由邵逸夫負責。除此之外,邵氏還逐漸推行“電影明星制”及開辦“南國實驗劇團學院訓練班”等,積極培養新人或將當紅明星收攬旗下,更制作發行官方雜志《南國電影》(梁風任總編輯)宣傳其藝人動態等等。直至60年代中後期國泰產量及制作規模急劇萎縮,邵氏更是進一步加強片場制度的管理方式,最終一度將香港影市獨攬在手(1966年出產影片已高達31部),成就獨當一面的人才大本營。

  事實上,鄒文懷脫離邵氏另組嘉禾之初,在管理架構上亦是沿用邵氏模式,並效仿邵氏的片場制度進行獨立制作,直至與李小龍和羅維合作《唐山大兄》,方才突破舊式片場制度的掣肘,走向全新的道路。

鄒文懷帶港督暢游邵氏
鄒文懷帶港督暢游邵氏

  邵逸夫的看法最主要還是邵氏兄弟這塊招牌跟市場。他跟國泰的競爭,有意無意當中建立起來的片場的制度,培養了很多中國電影的人才。我覺得現在香港電影的前途很明顯,香港不再有大公司了,不再有大的片場了,好像延續性和歸宿感都沒有,沒有一家公司真的是有一個,不說百年大計,十年大計都沒有,我自己的經驗就是有大的片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看電影發達的國家,像美國跟日本都是大公司,大公司應該可以自己拍,可以給你錢讓你拍,你有好的劇本也可以提出來,看過覺得好,所以他人才很多,他自己本身很多技術人才。當年那個很鼎盛的時代,如果你沒有演技是花瓶,但是你拍很多爛片也有慢慢磨煉出來的機會,現在幾年都拍不了一部電影,等你演技磨煉出來都老了。

  雖然香港相當現代化,不過學徒制度其實有他的好處,自己一個人去摸摸,也許摸五年、十年也摸不出什麼,學到的東西不多,跟一個師傅很快就完全明白了,你有本事的話很快可以超出他,讓你有機會去學剪接,好像很簡單,其實很複雜、蠻難的事情。幾個出名的剪接,退休以後,很多時候都是剪接剪的好的很容易當上導演的,因為他前後很多東西都很容易學到,香港現在沒有了,最慘是現在我覺得一個斷層。

  陸:惡性競爭:與國泰大鬧“雙胞胎”

  50年代後期,邵氏與國泰已晉升影壇翹楚、各據一方,但正所謂“一山不容二虎”,兩大電影陣營隨即斗得不可開交!雙雄對決的“導火線”是一代影后林黛,因其以自由身參演的《貂蟬》、《江山美人》等片先後賣座兼拿獎,邵氏與國泰遂發起爭奪戰,最終以林黛各簽三部片約“打和”收場。

  作為當時邵氏的幕後重心之一,鄒文懷形容道:“陸運濤的國泰機構當時跟邵氏是兩大巨頭。不能說誰大誰小,有的時候邵氏好一點,有的時候國泰好一點,反正你好一點的時候我又追上來了,當你趕上來了我又競爭。亞太影展邵氏得的獎跟國泰差不多,但競爭的很厲害,搶的很厲害。

外界普遍認為方逸華進入邵氏,成為鄒文懷離開的導火索之一。個
外界普遍認為方逸華進入邵氏是鄒文懷離開的導火索之一

  當時香港戲院開頭因為分兩派,一派是做邵氏的,另外一派是做國泰的,大家都是這樣,後來經過兩派以後,發現這個情況很好,觀眾對這種覺得很有味道,而且是兩家都看,不是說你的好一點我的不好或者怎麼樣,因為很難講到底誰好誰不好了,結果發現兩面都看,這個怪現像我想全世界至少我是沒見過了,很長的時間都是這樣,競爭的很厲害。不過到香港、到台灣,到新加坡、馬來西亞,海外的,都是這樣的,並不是好朋友了,他們也斗爭的很厲害,報上你也攻擊我、我也攻擊你,不過還是搞到差不多同一天上映。”

  隨著雙雄之爭的白熱化,本已如火如荼的對壘竟逐漸演變為惡性競爭,甚至三番四次鬧出“雙胞案”,為搶映檔期台前幕後傾巢出動。

  大戰的始作俑者是1961年的《紅樓夢》,由於邵氏得知國泰將以張愛玲和易文一編一導的陣容開拍《紅樓夢》,隨即利用兩間片場在極短時間內趕出由樂蒂主演的另一版《紅樓夢》,並于1962年8月12日搶閘公映,令國泰的拍攝計劃陣腳大亂,不得不取消制作;但國泰似乎似乎尚未吸取“多嘴”的教訓,又于1963年宣布開拍《梁山伯與祝英台》(嚴俊執導,李麗華、尤敏主演),結果邵氏為搶奪市場,不惜將樂蒂從胡金銓的《玉堂春》那拉了出來,並緊急調任李翰祥當導演,最終在短短兩個月時間內趕拍完成,更挾凌波、樂蒂的紅星組合及富麗堂皇的布景之勢壓倒國泰隨後推出的《梁祝》,繼而帶起長達數年的“黃梅調熱潮”!其後,《武則天》和《楊貴妃》等又先後被雙雄爭拍,但結局往往是國泰被邵氏拉走頭馬…

  邵氏的“搶片”策略讓陸運濤大為光火,索性與邵氏“搶人”,先後成功將林黛和樂蒂挖走,更策反李翰祥帶著大批邵氏演員出走台灣成立“國聯影業公司”,並命李翰祥快馬加鞭拍攝《七仙女》)1964年12月19日)與邵氏版(1964年12月14日)同期公映。其後,無論是邵氏的《新啼笑因緣》對國泰的《啼笑因緣》、抑或國泰以《寶蓮燈》先邵氏版公映等,“雙胞案”都堪稱雙雄水火不容的縮影。

  當年的鄒文懷,亦是這場轟轟烈烈的影壇大戰成員之一。“開頭是你拍你的、我拍我的,後來競爭的太厲害了,就來‘雙胞胎’這一套了,可以說是惡性競爭,不過像效果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有一些認為兩敗俱傷,因為打的很慘,日夜不停的趕工去做,也到處打聽,你的片子進度怎麼樣,我怎麼樣,趕趕,總會到最後大家一起完成。

  後面‘雙胞胎’逐漸成為一個潮流,大家覺得很有興趣,因為拍的時候已經在講了,這部片子是國泰領銜,他們差不多要拍好了,邵氏是把所有東西都停掉,就趕這一套,這樣反而多了很多消息,大家都很留心這個發展,到最高峰的時候是《梁山伯與祝英台》跟《七仙女》,那個時候簡直是大家都差不多不眠不休,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大部分拍的時間都希望趕上,7天里邊把所有要緊的東西都拍到,當然前後還有很多籌備工作,所以那個時候是很熱鬧的。”(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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