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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山寨”文化是一場社會解構運動

http://news.sina.com 2009年01月15日 16:41 鳳凰衛視

  編者按:“山寨文化”是中國獨有的草根文化、平民文化還是飽受質疑的“流氓文化”?其最終的宿命是進入主流,被“招安”還是在解構中也顛覆了自身?“山寨文化”與現代意義上的“平民文化”有何區別?就這些問題,時代周報專訪了文化學者、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所長朱大可教授。

  作者:朱大可 文化學者、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所長

  時代周報:“山寨”一詞無疑是2008年最流行的網絡和民間詞匯之一,但對其詞義的理解卻眾說紛紜,從最初的“山寨產品”,經語義學置換後變成“山寨文化”、“山寨精神”等,在你看來,“山寨”這個語詞究竟包含了哪些含義?

  朱大可:“山寨”這個詞至少包含了三個方面的語義:第一,指仿制和盜版的工業產品;第二,指流氓精神;第三,指在一種流氓精神影響下的文化顛覆,戲仿、反諷和解構。後兩種事物之間互相關聯,但卻跟第一種風馬牛不相及。但由於它們被胡亂混淆在一起,導致了一場普遍的闡釋混亂。

  時代周報:“山寨”這個詞匯最初源於珠三角地區生產的山寨手機、山寨數碼產品等,這些產品無疑是以商業盈利為目的,但卻具有低價、緊跟流行趨勢,更能滿足中低端消費者等特點。“山寨產品”在中國市場的盛行說明了什麼?

  朱大可:發生於製造業的克隆手機和數碼產品,使用了“山寨”一詞,卻是一種修辭學上的不當借喻,也就是不當地借用了“山寨”一詞中所含的“另立山頭”語義。這要麼是科技界語文水准下降的徵兆,要麼是一種蓄意的話語陰謀。仿制工業品根本就不是“山寨”產品,而是徹頭徹尾的盜版品。

  “山寨”一詞製造了語義學的誤會,似乎這種盜版行為中含有民間、草根、俠義和反壟斷的光明成分,這也是盜版產品獲得社會同情的語義學根源。但它實際上跟民間、草根和俠義毫無關係。它從一開始就是赤裸裸的知識侵權行為。但在這種山寨產品盛行的背後,還潛藏著“後發國家”的歷史性怨恨。有網友宣稱,“帝國主義”掠奪了我們上百年,難道就不允許我們掠奪它十幾年?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立場。但這種強烈的歷史性怨恨不能解決中國製造業的困境,恰恰相反,只能把它推入更危險的狀態。

  時代周報:很多批評以快速模仿複制名牌產品為主的“山寨產品”的學者也認為這是一種“偷盜”,認為這是中國對產權和專利保護不夠造成的,這會扼殺創新精神。這種擔心是否多餘,市場會不會對這種山寨產品的命運作出判斷和選擇?

  朱大可:如果縱容這種盜版行為大量滋生,產權和專利無法經由自主開發獲得,則中國文化的原創精神將無法建構,而中國製造業的創新機能也將長期萎縮。這顯然是一種惡性循環。消費市場支撐著以盜版為核心的低成本工業,由此製造了廉價的貿易狂歡,但由於企業沒有自主創新能力,它的盈利模式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必定會走向自我傾覆的結局。“中國製造”的悲劇,蓋源於此。

  時代周報:“山寨產品”存在僅具有消極作用?是中國市場體系劣質化的一個標誌?

  朱大可:模仿型產品作為民族工業的起步階段,有縮減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的顯著功效,所以,日本韓國等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之初,都曾走過模仿階段,但它們隨後就轉向了更大規模的自主創新時期。其中日本是科技創新最發達的國家,其製造業的創新能力,超過歐美任何一個國家。而“中國製造”在經歷改革開放30年之後,繼續在低檔、廉價和劣質的層級徘徊,滿足于沒有獨立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意的大規模仿造,由此跌入全球經濟鏈的最低端。我們至今還在這個煉獄里輾轉掙扎。在我看來,盜版文化要對此負重要責任。

  “山寨”文化是後權威時代產物

  山寨文化是民眾獲得話語權之後的一種社會解構運動,旨在顛覆文化威權的中心地位。山寨版春晚是這方面的範例。它表達了民眾對央視的輕蔑和挑戰,並營造著一種更為多元的文化格局。在經歷了漫長的威權主義時代之後,這種挑戰正在成為轉型中國的社會常態。

  時代周報:山寨春晚、山寨明星、山寨百家講壇等相繼風行,“山寨”真的沉澱成一種文化?或只是網絡時代的一種短暫的流行風潮?

  朱大可:作為流氓文化的代名詞,山寨文化是歷史悠遠的傳統,山寨精神就是華夏文化精神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還是一種關鍵的民族遺傳基因,超越了朝代和時間的框架,顯示出某種永恆的特點。但在不同的時代,它會更換不同的命名,猶如寨主們更換山頂上的旗幡。例如,過去我們曾經把它叫做“江湖”、“山頭”、“武林”、“坊間”和“市井”等等,這些近義詞之間存在著某種差別,但都包含跟朝廷對位的基本語義。

  時代周報:山寨精神或山寨文化扮演了對抗精英文化的角色?

  朱大可:“山寨”這個詞只有在文化領域使用,才能回歸到其語義的本源。山寨精神所指稱的,無非就是我們熟知的流氓精神。這是一種跟國家主義和朝廷空間相對的事物。當然也跟宗教精神相對。但流氓未必就是精英的敵人。只要查看《水滸》的造反者名單就不難發現,在一百零八將的“天罡星系統”和“地煞星系統”兩個支系里,只有極少部分地位卑微、沒有話語權的純正草根,更多的是北宋社會的精英分子,要麼是地縣級中層官吏,要麼是前朝貴族和殷實鄉紳,瓦崗寨的情形也是如此。

  就階層出身的身份而言,中國“山寨”基本不屬於“草根”階層。在水泊梁山這座典範的山寨里,精英永遠是寨民的命運掌控者。這些被逼反叛的精英分子不僅占據高位,而且在焦慮地期盼朝廷的招安,渴望來自國家權力的身份修複。這是山寨政治的核心理想,也是山寨邏輯的必然結果。把山寨變成草根的專利品,拿它跟精英對立起來,可能會產生某種不當的文化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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