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樂福事件與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

　　我們都知道，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民族主義情緒在知識界和廣大民眾當中，尤其是在青年學生中表現得非常強烈，而今年3月以來，由於奧運火炬事件、家樂福事件，更是顯得洶湧澎湃。這一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人們的觀點和情緒，媒體上反映出來的看法並不是一面倒。既有激進的口號，甚至喊殺聲，也有冷靜的、實事求是的分析。我想描述和梳理10多年來民族主義的表現，分析它出現的原因，批評其中狂熱、盲目的一面，最後，我還想提倡一種理性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把自己不成熟的主張拿出來和朋友們商量。

　　中國當代的民族主義在年輕人中，尤其是年輕學生中表現得普遍，但同時具有虛偽和粗鄙的特徵。比如許多大學生可以在遊行示威時扔石頭砸美國大使館，同時搶著考TOFFE和辦赴美簽證。

　　這次抵制家樂福只是一個低級的錯誤，如果問題不是那麼低級，比如說，如果家樂福的大股東真有被指控的行為，會有更多的人經不起理性的考驗。

　　民族主義只與傳統文化相關，它缺乏現代政治的價值指向，比如個人的自由、權利、法治，由民族主義凝聚的共同體中的成員很可能是臣民，只有以憲政愛國主義凝聚而成的國家，其成員才是公民。

　　民族主義是西方隨著民族國家出現而產生，在近代從西方傳到中國的社會思潮。中國的傳統政治和思想文化中本來沒有民族主義的概念，我們只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華夷之辯”的概念和“天朝上國-藩屬”的關係。民族主義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起著重大作用，特別是當中國遭到外族入侵，民族生存遭遇危機的時候。“五四運動”起因于青年學生反對列強瓜分中國，反對巴黎和會的不公正條約的民族主義，國民黨和共產黨不論在抗日戰爭期間還是在內戰期間，都高舉民族主義大旗。不過，自1949年起，民族主義的地位和價值卻是曖昧的。當涉及歷史時，它得到正面肯定，比如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講到岳飛抗金，講到文天祥的殉國，都是正面的評價；而涉及現實時，它不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那樣是合法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當然也不像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修正主義那樣遭到批判和譴責。大約在40年內，民族主義這個概念很少在話語中出現，它在我們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藏匿起來了。

　　興起與批判:民族主義在中國的表現

　　民族主義話語在上世紀90年代初突然冒出來，首先是因為80年代末國內巨大事變和緊接著的蘇聯東歐巨變，使得意識形態有求助于民族主義的需要。一些政治上敏感的學者和文化人感覺到這種需要，主動以民族主義言說去投合需要。在登載于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的談話中，我們看到何新宣稱“我是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他在1992年年中寫到，明智的宣傳，是高舉愛國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特別應當把宏揚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作為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

　　蕭功秦在“民族主義與中國轉型時期的意識形態”中提出，中國當代的現代化可以啟用以儒家主流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作為社會凝聚力與整合的資源。原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經濟發展的實績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礎之一，但還不夠，還不具有民族傳統那麼豐富的歷史和文化資源。

　　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代表了民族主義情感中狂熱和非理性的一面，它的書名，以及某些章節的標題表明此書宣洩的是反美情緒，比如，“我們不要最惠國待遇，將來也不會給你們這個待遇”、“我決不搭乘波音777”。此書的立論基礎是:美國人不但邪惡，而且愚蠢。此書的最大特點是不負責任，比如作者大談台灣問題，不滿意現行方針，而主張“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1999年出版了一本《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被稱為“新說不”，此書是對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的反應，作者建議中國做“壞孩子”，不要怕影響國際形象。

　　中國當代的民族主義在年輕人中，尤其是年輕學生中表現得普遍，但同時具有虛偽和粗鄙的特徵。比如許多大學生可以在遊行示威時扔石頭砸美國大使館，同時搶著考TOFFE和辦赴美簽證；北京大學一個女學生，在克林頓訪問時竭力提刁難問題使他尷尬，過兩年又嫁到了美國。本來，和美國人結婚不是錯，但她在對媒體講話時對這兩件事都很炫耀。

　　雖然這段時間民族主義情緒顯得盲目、狂熱、排外、嘩眾取寵，但另一種聲音還是存在，一些學者主張對中國和外國之間發生的事件和糾紛作理性分析，要理性對待民族主義。

　　王中江認為，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起的作用是負面多于正面，他在“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誤區”一文中總結近現代的歷史事實之後說，民族主義的負面效應表現在，第一，在為民族解放運動提供推動力和為國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時，往往又拒斥、壓抑自由民主思想；二，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的同時，又和排外主義相聯繫；三，它常常導致認同對象的錯置:它用文化主義代替政治原則，使保衛國家落腳于保衛傳統文化，它把熱愛國家與熱愛某一個政黨相混淆。

　　孫立平在“匯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分析民族主義思潮在90年代興起的深層次原因:隨著更深地進入國際社會，西方國家已經從遙遠的模仿對象變成現實的競爭者，利益衝突頻繁發生；與此同時，由屈辱的歷史和長期貧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複蘇。他認為，當今世界一些最旗幟鮮明堅持民族主義的國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現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國家，有的甚至也就是當今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因此，中國應自覺地選擇世界主流文明，自覺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尋它路。

　　文化民族主義:中國文化優越論面面觀

　　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一些知識分子、學者熱衷于証明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優越。我把這種表現稱為文化民族主義，它的基本思想是:西方文明正面臨不可解脫的精神和文化危機，只有東方文化（實際上指的是中國傳統文化）能夠把世界從這種危機中解脫出來，因此，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是這方面的代表，他說，每種文明都有興盛衰亡的過程，西方文明占主導地位已經好多世紀，30年河東，30年河西，現在輪到東方文化占主導地位的時候了。我認為這個論點不值一駁，它和算命先生的卦辭差不多。

　　他的第二個論點認為，中國哲學的本質是“天人合一”觀，東方人信奉人類和大自然是一體，而西方思想的核心體現在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中，強調人類要利用知識認識和征服自然，現代人類面臨的環境問題、生態危機等等都是沒有處理好人與自然關係而產生的弊端。他在文章“‘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類”說:“我們在目前這危急存亡的時候，只有乞靈于東方的中國倫理道德思想，來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只有東方的倫理道德思想，只有東方的哲學思想能夠拯救人類。”我認為，季先生在這里曲解了“天人合一”的含義，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與環境保護本不相幹，更不是現代的生態哲學。

　　經濟學家盛洪從一種新的、奇特的角度論証中華文明優越于西方文明，他說，現在中國搞市場經濟，好像是在學西方，其實市場經濟的發明權和專利權在中國，市場經濟是從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的“無為而治”的教誨中產生出來的。他還說，我們應該跳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窠臼，決不能從中國在近代挨打推出中國落後。他認為西方文明的本質是競爭、崇尚武力，而中國文明的內涵是協作、和睦，中華文明比西方文明高級。除中華文明之外，其他文明都以宗教形式出現，文明的衝突不可避免，而且往往發展為武裝衝突，所以中華文明應在未來當仁不讓地起領導與整合作用。

　　盛洪的奇談怪論會遇到一個無法解開的死結，他以中國被侵略和被征服証明中國文化是文明的，西方文化是野蠻的。但是，堅持這種不要競爭的文明難道不是還會被低級的文明征服嗎？他的回答簡直就是走火入魔:是的，中華文明會被征服，但是置之死地而後生，他認為中華文明被征服、被毀滅，也就是有了鳳凰涅槃，徹底重生的機會。

　　文化民族主義有一個孿生子，那就是文化保守主義，而文化保守主義弄得不好就會滑向政治保守主義，中國的政治保守主義把民主、法治、人權等當成西方獨有的價值，與中國的傳統價值格格不入，遠遠不如中國的政治傳統，所以，中國的前途就在于複興中國古代的政治理想，堅決拒絕近現代發源于西方的政治理念。在國學熱中大力提倡“少兒讀經”的蔣慶鼓吹的“政治儒學”就是這樣的。蔣慶的政治儒學即是“王道政治”，他說:“王道政治的核心內涵是政治權力的‘三重合法性’……‘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聖的合法性，因為中國文化中的‘天’是具有隱性人格的主宰意志之‘天’與具有超越神聖特徵的自然義理之‘天’；‘地’的合法性是指歷史文化的合法性，因為歷史文化產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間；‘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因為人心向背與民意認同直接決定人們是否自願服從政治權力或政治權威……王道政治揚棄民主政治，是因為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則───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出了問題，必須建立新的政治形態，人類政治才有希望。”

　　儒家區分“上智下愚”、“君子小人”，蔣慶也公然鼓吹人與人之間不平等，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權利。他說:“在選舉制度上，西方賢不肖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王道政治也不能接受。因為在儒家看來，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的人是不平等的，有道德上、智力上、學識上、能力上以及其它方面的種種差別，……因此，在設計政治制度時，要考慮並且尊重這種不平等……具體到選舉制度上，就不能不管人的差別一人一票，因為一人一票的所謂形式平等會造成實質上的不平等……極而言之，一個十八歲有選舉權的不肖之人與孔子的差別，可以套用尼採的話，‘人和人的差別比人和猿的差別還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