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柏楊只為蒼生說人話

　　春末夏初，萬物欣欣，這似乎是一個更適宜稱賀的季節。然而柏楊走了，一片雲彩遮掩了明媚。一個指責中國人醜陋卻也反被指責的中國人，一個沒有一本文憑、結過五次婚的89歲的男人，一個“十年小說、十年坐牢、十年雜文、十年著史”的作家，一個“不為帝王唱贊歌，只為蒼生說人話”的獨立批評者走了。或許任何生命的逝去都值得哀傷，于柏楊而言，無論是私底下的丈夫、父親身份，還是公共領域的作家、學者角色，都值得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去悼念。作為人格獨立的批評者，柏楊的半生歷程足以擔當起這份紀念。

　　既然要對歷史的真實負責，也就不必為逝者諱言，柏楊並沒有天然地以批評者的姿態來面對世界。19歲的時候，他曾下定決心，“願為領袖活，願為領袖死”。數度拋妻別子跟隨蔣家政權去了台灣，失望和反思逐漸形成了柏楊的批評意識。促使他對政治、世相、人情產生頓悟的分水嶺，是起始于“大力水手”事件的十年牢獄生涯。1967年，柏楊翻譯的“大力水手”漫畫中出現“父子競選總統”的內容，而且“伙伴們”一詞被柏楊翻譯為“全國軍民同胞們”。這一切被當局解讀為對蔣氏父子的譏諷，柏楊以“侮辱元首”和“通匪”罪名入獄。這樣的遭遇不僅讓他產生了“四十年如一夢”的幻滅感，而且催生了他“為人的立場和尊嚴說人話”的觀念。

　　從理想中的狂熱到現實中的幻滅，柏楊終于確立了一個批評者的姿態，此後方有《中國人史綱》、《醜陋的中國人》等代表性作品的出現。他的批評不獨針對傳統文化中的“醬缸”和民族性格中的“醜陋”，而且直指現實生活和時政之弊。這種現實指向也不僅僅局限于蔣氏政權，直到前不久他還在以絕食的方式，表達對民進黨政權的失望和不滿。對阿扁，他直言不能以選票為念來推行治理。對馬英九，他贈送短命王朝史書以示諷喻。人們對於柏楊，或許更矚目于他的關于中國人劣根性的刻薄。事實上在文化之外，他的批評也一直沒有停止過。儘管他不遺余力地批判中國人的醜陋，但柏楊依然以“世俗民間代言人”的身份自居。他的夫人說他表面嬉笑怒罵，其實內心無比沉重，於是也有人稱他為“台灣魯迅”。

　　“一個人之所以是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在言論中表現出了正直和責任。”獨立批評者的可貴之處在于，因為責任他們選擇批評而不是粉飾，因為正直他們擁有獨立的判斷而不是苟同。他們以社會的良心為標準，以不公平不正義的一切為靶標，而不會屈服于派別或階層，更不會以自己的影響來交換利益戕害眾生。柏楊的一生，展現了人性的複雜，展現了造物之奇妙，更重要的是展現了一個傳統士人向獨立批評者的進化。自古以來，士之作為一個階層，總免不了“貨于帝王家”的依附宿命。時代之變遷，文明之更進，終于使知識分子能夠脫離對於正統的拘泥和對權力的依賴，而以獨立批評者的身份屹立于人世之間。

　　人們對於柏楊的紀念，表達了大家對一個批評者獨立人格的激賞，以及對他所成就的恢宏業績的肯定。中國正隨世界潮流一同奮進，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不再是罕有的概念，而已然成為現時中國文化人的普遍追求。柏楊所呈現的是一種批評者成長的歷程，而他的逝去或將激發人們對於智識者秉持道義的期待，或將成為更多知識分子見賢而思齊的契機。個體的生命終究有極限，而知識分子的優秀品質將永恆久遠。一個獨立批評者的離去，將不會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而會啟發一個時代的進步。由此來看，這個季節依然萬物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