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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慰傷痛的香港社會運動

http://news.sina.com 2008年04月02日 23:29 鳳凰衛視

  某種流行的看法認為,豐裕社會帶來的滿足感,必然降低社會運動的頻率;而公民表達的異常活躍,只是轉型時代的獨特景象。這種論斷,並不能在2007年的香港得到驗証。

  即便“七一”遊行已經快要變成香港的新傳統,但很多年來,這座城市的市民總體上仍舊保持著極高的自制能力,基本上總是遵循典則的指引,溫良恭儉、循規蹈矩地表達訴求。但在經濟快速轉好的2007年,港人卻通過連續不斷的“抗爭事件”,給外界留下了不同以往的深刻印象。

  皇后碼頭的保衛運動很悲壯,那些試圖為香港留下歷史記憶的年輕人,竟然要以絕食來應對已不可改變的結局;扎鐵工人謀求增加日薪的罷工很堅忍,歷時36日,是香港戰後最長的工人運動;天水圍居民的單車遊行很感人,孩子們以稚嫩童音呼籲改變悲情的命運;高齡老人反對福利體制缺陷的出街很淒涼,他們拖著連串的空易拉罐,表達只能靠拾垃圾度日的晚年困窘;動物保護者帶著珍貴寵物和流浪貓狗們的集體亮相很惹眼,無論貧賤,他們反對虐待動物的立場一致。

  講一個更微觀的故事。

  依山而建的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群從山腳綿延至山頂,僅靠腳力,單程爬坡要耗時近一小時,因此校巴是穿梭于山中的最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新學年伊始,校方決定對未持有大學証件的人士收取每次三元的交通費用,結果引發了一場聲勢不弱的“巴,不得”運動。數個早上,面對穿梭的人流,一邊是“請投幣”的不間斷廣播,一邊是“請反對收費”的行動者勸說。行動者反對的理據充足,對於年運營費用高達50億的大學而言,征收的校巴費九牛一毛;但對大量低收入的大學非正式雇員(如保潔、餐飲、超市、賓館服務員等)來說,每月增加的負擔卻是雪上加霜。結果,這群多管閒事的異見分子贏得了廣泛的道義支持,迫使大學取消了收費規定。

  香港社會猛然高漲的公民表達意味著香港的秩序失控了麼?抑或是顛覆了我們對於美好新世界的想像麼?當我們這樣提問時,可能暗含了兩個未經証明的前提,其一,現代化達到高水平時,各種社會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其二,以社會運動為載體的公民表達是公共秩序的敵人。前者是烏托邦理想強化的“未來就是好的”情結,後者則是強管制社會不斷灌輸下產生的“政治正確”。

  與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無限追求相比,再富足的社會也不可能使人人安居樂業,再美妙的制度安排也無法讓事事稱心如意。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像香港這樣一個彈丸之地,不僅階層之間存在貧富懸殊,連顯著的地區差異也未能幸免。某種極具象征又稍顯誇張的說法是,香港有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中環,建築群流光溢彩,精英階層高度密集,彰顯重商主義的核心價值;第二世界是旺角,市井氛圍濃烈,小資與中產和諧,體現吃苦耐勞又安分守己的獅子山精神;第三世界是天水圍,在地理和心理上雙重邊緣化,被視為新移民聚居的“孤島”,貧弱者的悲情地。

  在階層落差和空間區隔造成的利益分化和社會緊張背後,還有更加普遍的多元價值衝撞。一個地區,要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去應對不同的核心難題;一個社群,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也必定產生不同的價值偏好。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香港市民社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能接受“有自由、無民主”的體制安排,社會運動的頻度較低,要歸功于自由市場的創富機會,法治保障的權利尊嚴,輿論平台的意見暢通。但在亞洲金融危機和SARS風暴打擊後,經濟發展遭遇挫折,民眾開始對管制當局的無能為力感到失望,一方面民眾滋長了遴選當家人的強烈願望,另一方面卻發現,這種願望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難以實現。於是,一起特定事件的誘發,就能演化成大規模的政治民主訴求。近幾年,隨著經濟狀況的持續好轉,民眾對普選等宏大民主的關注又有所下降,而文化傳承、環境保育、福利再分配等更直接的民生議題則凸顯出來,新的社會運動波瀾微興。

  仔細觀察香港的社會運動,在抗爭的表象下,依舊有強烈的秩序觀念在支撐。行動者不是為純粹反對而來,更不是為破罐破摔的破壞而來。他們訴求清晰,就事論事,願望合理,時常還有建設性的良善主張。例如,扎鐵工人表示,他們可以體諒經濟滑坡時的“共渡時艱”,但希望景氣時代的薪酬能重返數年前的水准;動物保護者沒有展開對虐待動物者的語言和網絡暴力,只是期待相關法律條文的修訂能提上日程;皇后碼頭的保衛人士,更大的心願是“還港于民”,讓“人民規劃中環”;中文大學的“巴,不得”運動,分歧雙方各自表述立場,不蠻橫,不衝撞,不糾纏。

  在香港,這些把握分寸的溫和社會運動,正在充當“小眾群體”的聲音放大器,或者是“得其所應得”的正當訴求,或者是凝聚社會認同的責任感召,讓當權者傾聽,讓更多人感受。在行動者看來,凌空蹈虛的道德激情可能是危險的,它有力量批判卻無準備重建;害怕表達的“公民唯私”也可能是危險的,它容易讓社會陷入冷冰冰的原子化碎片狀態,瓦解公共生活的基石。

  更准確的看法或許是,在回避問題的過度管制下,即便集體行動的頻率看上去很低,但每一次都可能是爆炸性的;在一種尊重和包容多元價值的體制安排下,即便集體行動的頻率增加,也不會危及基本秩序。相反,作為社會情緒的減壓閥,行動喚起的積極回應,有時能產生直接的溫暖,有時可以撫慰社會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傷痛。

  (作者供職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學者服務中心)

  稿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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