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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飛行員抗戰時犧牲 其父是當時政府部長

http://news.sina.com 2010年09月18日 21:09 北京新浪網

  新婚7個月浙籍飛行員犧牲他父親是當時政府的部長

  特派記者 沈雁冰 汪再興

  發自南京、上海、重慶

  飛機像鳥群一樣掠過重慶上空……

  3架日本戰斗機,緊緊咬著一架中國戰機,中國戰機被擊中,冒起陣陣黑煙,傾斜著墜落。飛行員跳傘後,日機仍在空中掃射降落傘,中國軍人掏出手槍,向日機還擊,一直打到全身上下被機槍掃射得體無完膚。

  這是1940年9月13日璧山上空的戰斗場面,重慶璧山縣大興鎮楊國方目睹了這一幕。

  2010年9月13日,璧山空戰70周年祭,今年94歲的楊國方讓孫子打點酒,買點鹵菜,一共准備10份祭品。

  70年前的今天,是中國空軍在抗戰中最悲慘的日子。中國空軍第3、第4大隊的34架蘇制驅逐機與日本海軍的13架零式戰機相遭遇。因日機性能遠超過中國飛機,中國13架飛機被擊落,11架負傷,中隊長楊夢青等10名飛行員陣亡。

  一個名叫翁心翰的空軍中尉,僥幸活著走下戰機。

  4年後,這位英勇的中尉,在抗戰勝利的前一年,因迷航迫降貴州三穗縣,不幸殉職。

  今年9月17日,上海市武寧路,一棟普通的民居里,翁心翰的四弟翁心鈞,道出了埋藏心中幾十年的記憶。

  今年86歲的翁心鈞畢業于清華大學機械系,曾在滇西抗日中擔任美軍翻譯員,解放後長期在上海工具廠工作,直到退休。

  秘密埋葬

  翁心翰,浙江寧波鄞縣人(今鄞州區),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翁文灝(音“號”)在抗戰時期是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後任國民政府遷台前的最後一任行政院長,也是著名的地質學家。

  “那個時候,部長的兒子都要犧牲,說明空軍犧牲巨大。”重慶社科院研究員鄧平說。

  翁文灝是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中國第一張著色全國地質圖的編制者、開發中國第一個油田的組織領導者。1948年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1951年從歐洲回到北京,任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71年病逝北京。

  翁文灝有四個兒子、四個女兒,翁心翰是老二,翁心鈞是老四。兩人相差7歲。

  1940年,抗日戰爭進入第4個年頭,戰事吃緊,南京失守,重慶成為陪都,翁家也舉家遷往重慶,住在南開中學內。

  璧山空戰後,翁心鈞看到當時報紙以頭版頭條的大字刊登“璧山空戰大捷”的消息,說擊落了敵機十余架,我方僅損失了兩架飛機。

  兩天后,6輛軍車沿著盤山公路駛向南山空軍墳,軍車抵達後,幾個軍人跳下軍車,他們從軍車中抬出6具棺材,秘密下葬。

  此前的一天,一場盛大的空軍公祭大會正在重慶璧山縣城舉行。4具棺木擺放正中,這些棺木中裝著9月13日在璧山空戰犧牲的飛行員遺體。

  為什麼只有4具遺體?另外6具遺體為什麼在第二天深夜秘密運輸?鄧平說,空軍是天之驕子,打敗仗怕引起民眾恐慌。

  首戰零式戰機

  這天上午,重慶主城,防空汽笛突然拉響。作為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的翁文灝也跑進重慶交通銀行的防空洞中躲避。

  走出防空洞,作為政府要員,翁文灝很快得知戰役慘烈。當晚,他在南開中學的家中寫信給兒子:“安危如何,未知確息,為國努力,不惜性命,思之黯然。”

  9月14日,二兒子翁心翰終于回信:“飛機損失過多,是蘇制飛機性能太差所致。”

  兩三天后,二哥翁心翰回來,翁心鈞很興奮地問:“二哥有沒有擊落敵機?”

  翁心翰很沮喪地告訴了他事實真相,早在空戰前一個多月,日軍用電台不斷廣播,聲稱研制出一種新型遠程戰斗機,要求與中國空軍進行決戰。

  此時,中國軍方潛伏在敵占區機場附近的情報人員也提供了錯誤的情報。情報人員也已經注意到這種新型飛機,僅憑目測認為雖然速度較快但優勢並不是壓倒性的。

  在這種錯誤的判斷下,中國空軍集中了空軍全部精銳9架伊-16和27架伊-15,決定一戰。

  翁心翰駕駛的是伊-16單翼戰機,排在品字形編隊的最右後方位置。

  起飛半小時後,在璧山上空,前面的領隊(中隊長)長機突然因起火墜落,接著又有三架飛機被擊落,這時連敵機的影子也沒有看到。

  翁心鈞後來才知道,這種新型的日本戰機就是一年以後稱雄太平洋海域的零式戰斗機,速度接近每小時700公里,它的活動半徑驚人,攜帶一個副油箱,從湖北宜昌機場起飛,可以在成都上空盤旋三個多小時。

  “翁心翰在璧山空戰中遭遇的是首次投入戰場的日本零式飛機。”鄧平說。

  這次戰斗,幾乎摧毀了當時中國空軍的主力,中國軍隊失去了制空權,日本空軍有恃無恐,此後對重慶形成連續24小時的疲勞轟炸。

  “當時很多人躲在大隧道里,都無法出來,釀成大隧道慘案,悶死了10000多人”。 翁心鈞說。

  “我隨時隨地准備著死”

  璧山空戰後,當時的中國空軍,沒剩下幾架飛機,幾乎陷入癱瘓狀態,“日本人猖獗到甚至單機出現在重慶上空轟炸”, 翁心鈞回憶。

  此後,翁心翰被調往空軍第11航空大隊,由作戰改為訓練航空士官。

  1941年底,日本空軍再次利用零式戰機突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由此也加強了中美空軍間的合作。

  翁心翰被派往印度空軍基地,受訓美國新機型,受訓完畢駕機回國參戰。

  1944年2月,重慶南開中學,翁心翰大婚,那年他27歲。妻子是同期航校同學的妹妹周勁培。

  新婚後,空軍航委會找他談話:“翁心翰你都結婚了,去運輸大隊吧,那里安全些。”

  上級的好心被翁心翰謝絕了。他在給父親翁文灝的家書中說,“戰爭尚未結束,我不願離開戰斗的崗位。我從不想到將來戰後怎樣,在接受畢業証書的時候,我就交出了遺囑。我隨時隨地准備著死。”

  沒想,一語成讖。

  1944年9月16日午後,12架戰機從湖南芷江機場起飛,執行任務。當天雲層濃厚,加上山巒起伏,9架飛機相繼返航。

  翁心翰則帶領榮承恩、駱承堯分別駕駛的兩架飛機,飛抵目的地,在貴州全縣附近對日炮兵陣地實施轟炸和掃射後,又飛往桂林上空進行偵察。

  下午5點左右,返航時因羅盤被炮火擊毀,迷失航向,機隊與基地聯系也中斷,燃油即將用盡,翁心翰只得下令迫降。

  據當時成功迫降的榮承恩事後撰文回憶,翁心翰是第二個迫降,為了避讓駱承堯已經降落的飛機,翁心翰的座機右翼撞到山崖,飛機損毀,立時“昏迷不醒,流血不止。”

  迫降的地方是貴州三穗縣的一個偏遠小鎮瓦寨鄉,離縣城數百里,山路難行。縣里衛生局局長接到求援令後,親自前來救治,但是沒有車,只能乘轎子來。

  還沒等到救援,晚8點20分,翁心翰呻吟漸漸微弱,面部表情轉為平靜,“右眼流下一滴眼淚,就只有一滴”,親歷者榮承恩回憶。

  第二天,翁心翰遺體被運至三穗縣城外的四川會館,當地軍政代表數千人參加追悼儀式。

  縣長致悼詞:“翁心翰是翁部長的第二崽,文武雙全,一代英傑……”

  翁心翰犧牲時,新婚才7個月。後由空軍司令部追授少校。

  移葬南京

  翁心鈞手頭有一份國民政府時期赴貴州人員密電原件,說明翁心翰的遺體運往重慶的過程:當時花了1萬多元向村民購買了質量最佳的壽木,制成靈柩,並用上等漆料油漆,外用河沙堆圍,運輸部專車運回重慶。

  此後,翁心翰的靈柩一直安放于重慶南山空軍墳。

  航委會在空軍墳召開追悼會,其他烈士家屬看到“翁文灝兒子作戰而死”,都很感動,說部長的兒子也是這麼戰死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330萬日軍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

  在沙坪壩的南開校園內,翁文灝提筆賦詩一首:“渝城到處是歡聲,八載艱辛一日平。究賴沙場忠勇士,不辭拼命捍防城。太息翰兒立志忠,英年衛國盡強雄。何堪五次臨空戰,力竭疲身命亦終。秋風秋雨憶招魂,勝利反教流淚痕。南望一棺江岸畔,放牛坪上尚安存。”

  鄧平說,翁文灝應該站在重慶江北遙望江南,詩中的放牛坪就是指現在空軍墳的所在地。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翁家也隨遷回南京。1946年初,翁心翰棺木在重慶空軍墳存放一年多後,運抵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北麓的航空烈士墓。

  散落于各地的英烈遺體也遷葬到南京,有的則建立了衣冠塚。

  公祭十分隆重

  抗戰勝利後很長一段時間,重慶空軍烈士墓,每年都會進行公祭,十分隆重。

  一份時間在1946年3月,重慶空軍發給市政府的邀請函上說,“敬啟者:重慶空軍烈士公墓公祭典禮定于三月二十九日在黃山烈士墓園舉行。”

  1947年3月29日,空軍墳公祭。當時報紙報導說,戰區司令晏玉琮親自主持,烈士家屬300人到場。“典禮開始,哀樂緩奏,參加人員中不少下淚者”。

  獻花祭酒後,主持人致辭:“入葬空軍戰士或作戰殉職,或忠職犧牲,其將永留後世。”

  那份神秘的“重慶區空軍烈士公墓次序圖”解開疑問之前,可以確定的是,除了翁心翰外,至少還有3位浙江籍飛行員葬在(或曾葬在)重慶空軍墳內。

  他們分別是:

  金雯,浙江永嘉人,1942年1月,桂林返成都經貴州黎平因機故障撞山殉職。

  何敏夫,浙江人,1939年12月,從成都簇橋機場起飛執行轟炸任務殉職。

  顧夢飛,浙江杭州人,1939年10月,在四川江津墜機因公犧牲。

  中外航空抗戰烈士超過了4000人

  南京國際航空烈士園刻著浙江籍烈士45位

  特派記者 沈雁冰 汪再興 發自南京、上海、重慶

  2010年9月14日下午,細雨紛飛,紫金山北麓,南京國際航空烈士園(內有航空烈士公墓、抗日航空紀念館、抗日航空紀念碑等)安閒靜謐。

  墓園里處處有後人憑吊的痕跡,一塊廣東烈士的墓碑上,一張現代照片放置其上,還有墓碑上放著一束枯萎的菊花……

  全國解放後,翁心鈞曾多次去南京航空公墓,憑吊遷葬於此的二哥翁心翰。

  在他記憶中,烈士公墓屢次被毀,屢次複修。

  墓葬曾被挖掉

  1956年,翁心鈞去掃墓時,墓園完好,但由於無人管理,已經雜草叢生,荒蕪不堪。

  文革結束後再去,翁心鈞發現它未能逃脫1968年全國性有組織大規模掘墳的厄運,公墓內只剩下一個個空穴,他二哥的墓葬也被挖掉。

  後來,改革開放,中國與美國、蘇聯空軍的交往日漸頻繁。這些犧牲後埋葬於此的抗戰航空烈士,被再次關注。

  1993年5月6日,在公墓原址上,由張愛萍將軍題字的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舉行奠基儀式,兩年後,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前夕,全面對外開放。

  那一次,除了當地政府的撥款外,主辦方向世界各地烈士家屬等人士募捐,其中新加坡義信公司集團董事主席方守義捐款人民幣150萬元,印度尼西亞林紹良、林文鏡先生捐款人民幣50萬元,翁心翰烈士的兩個在台灣的姐姐徐翁幼娟、張翁嬋娟捐款人民幣16438元……

  還有一塊老的碑,那是1932年,由國民黨航空署倡議建造、民國政府為安葬“一•二八”淞滬抗戰犧牲烈士而造的墓,其中刻著“蔣中正捐助國幣二千元”、“何應欽捐助二千元”……幾乎當時的軍事機構頭目都捐了款。

  祭祀堂的正門,孫中山題寫的“航空救國”的碑文,也被重新豎立了起來。

  新增990位中外航空烈士

  烈士園主紀念碑後,有30塊花崗岩紀念碑,上面密密麻麻刻著烈士名單。

  目前碑上用中、俄、英3種文字刻著二戰期間,自淞滬抗戰至1945年9月間犧牲的3304名航空烈士的英名及其生卒年月,其中中國880名,美國2186名,前蘇聯236名,韓國2名。

  記者數了數,光浙江籍的航空烈士就有45位。

  南京航空聯誼會副會長陳孔生說,隨著國內外交流的日益頻繁,越來越多的抗日航空烈士名單浮出水面。“近幾年來,經過國內專家和美國方面專家的認定,又有990位中、美抗日航空烈士的身份得到確認,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犧牲的中外航空烈士超過了4000人。”

  新增的烈士名單,即將被刻上紀念碑,“讓烈士家屬有憑吊的地方,也讓世人都記住這些犧牲者。”陳孔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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