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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厚:關心現實的學者

http://news.sina.com 2009年10月08日 19:36 北京新浪網

  李澤厚:關心現實的學者

  “我個性不適于搞政治。我搞政治,客觀上有可能,主觀上也不是完全沒有這個能力。但我不願意和人發生關系,人緣不好。政治需要你去組織,跟人打交道,我只能搞書本。我覺得毛澤東講得對,殺豬豬會跑,書本不會跑,百無一用是書生。我就是個書生,我沒有這個能力搞政治。所以我不適宜當政界代表。”

  記者◎陳曉    題圖攝影◎黃宇

  李澤厚的家在北京城的中心,緊鄰王府井的胡同中一棟高樓,約50平方米的小套房。從東邊窗口望出去,是美術館端端正正的小廣場;探出身子往南,是景山公園林木掩映的樓閣。轉到西邊的陽台,能看見天安門和前門巍峨的簷角。窗台下,一溜兒擺放著紅色的桃子、黃色的橘子,給白色的陽台鑲了一道彩邊。這些老北京的景致,是他用位於北京西郊皂君廟、面積相當于現在兩倍的房子換來的。“住在這里才是真正住在北京了。”他露出滿足的笑。

  從1992年開始,這位80年代的青年思想啟蒙老師便長期定居國外,只有每年秋天回北京住一陣。他仍然固執地堅持一些看起來是怪癖的習慣:堅持穿睡衣待客,即使是面對鏡頭也不換裝。據說他訪問日本時,住和式的傳統房子,他必穿拖鞋走在不許穿拖鞋的榻榻米上,要不然說不舒服。他的朋友何兆武說他是“湖南騾子,倔”,因為這份倔強,所以在百廢待興的80年代,最終是他站在那里,為年輕人打開一扇走出荒蕪的大門。“他的確有自己新的見解。”何兆武對本刊記者說。

  從學生到學者,李澤厚說自己的經歷相當簡單,但波折不少。有的是少年成名帶來的人際壓力,有的是學術之爭導致的疏遠,還有遭受飢餓、勞累、不自由等多種磨難的時代,以及A型血自閉悲觀的特質,造成他比較抑鬱和孤獨的性格。1988年,他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據說這屆人大非常活躍敢言,但李澤厚只發過一次言,他說自己的態度是“關心政治,但不參與政治”。

  9月9日,在翠花胡同給他拍完照,天色近晚。揮手道別後,他一個人沿著胡同,穿過馬路和街心花園,走入地下通道。老年人的背影總容易顯得單調孤獨。2002年的時候,他的朋友說他走路顧盼自雄,他說,沒有,我是踽踽獨行。

  因為孤獨,所以他能看清中國社會的一些現實問題。也因為孤獨,或許他放棄了將自己的學術影響力轉化為政治影響力的機會。他給了記者一張粉色的紙箋,說上面的話可以代表他對政治的觀點: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似春水,幹卿底事──龔自珍。

  青年李澤厚:窮困,激情

  1945秋,李澤厚初中畢業,考上了當時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因為沒錢入學,只好進了吃飯也有公費補助的省立第一師範。貧困是李澤厚不完美的青春年代的一個烙印,一直持續了他整個學生時代。“家道中落,沒有飯吃那種種痛苦,你是不能體會的。”他對本刊記者說。

  所幸他天性聰明,一路入讀的都是名校。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有名但很保守,國民黨黨棍做校長。當時進步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學校里卻沒什麼進步氣氛,連《大公報》都不讓看。“但是書店還可以看到一些,比如斯諾的《西行漫記》,馬克思本人的著作。我只好每星期天過河,去城里的書店站一整天。”李澤厚對本刊記者回憶。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比被動灌輸的東西印象要深得多。我不喜歡人雲亦雲的東西,不喜歡空洞煩瑣的東西,恐怕都應追溯到自己那個窮困、認真、廣泛閱讀的青年時期。”李澤厚確實信奉了馬克思主義,這在學風保守的學校是一個異類。“全班就我一個人傾向進步,後來被學校拉進黑名單,還突擊檢查我,不過我事先把書藏好了。我還一直想加入共產黨,當時湖南大學就有地下黨,後來因為母親死了要奔喪,等回來以後再找這個人,就找不到了。可能他們也不會接收我,我當時太高調了,周圍人都以為我是共產黨,連我弟弟都這麼以為。”

  “我當時也是不要命的。去送毛澤東的一個文稿,街道上真是軍警林立,我把文稿藏在鞋墊下面。所以我對一些學生說,不怕死有什麼了不起。我就不怕死過,但那不解決問題。”這是李澤厚一生中和政治以及“主義”最親近的時刻。“當時我們畢業時有個小冊子,每個人寫幾句話。有個同學居然記得我寫的那句話:‘不是血淋淋的斗爭,就是死亡。敬錄KM語贈別本班同學。’KM就是Karl Marx(馬克思)。”

  1950年,李澤厚考上北京大學哲學系。新中國剛成立,就開始抗美援朝,李澤厚還是滿懷激情在系里作講演,但他對入黨的態度卻有改變。“我的確接受馬克思主義比較早,就看不起很多人。解放後我看到一些人入團、入黨太容易了,就是積極一點啊,表現好啊,他們不是真的信仰。入黨是要真的信仰,你要獻出你自己。”

  窮困一直折磨著他。“記得我那時只能買零星的活頁紙,硬本沒用過。甚至有時連牙膏也不買,用鹽刷牙。把那幾元錢積存下來,寄給正在上中學、父母雙亡的堂妹。我得了肺結核,一些活動不能參加,就把更多時間放在讀書和寫文章上。”李澤厚於是獨住在樓頂的一間閣樓里讀書。閣樓光線極暗,白天也要開燈。1958年出版的《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一書,基本上是那時寫成的初稿。他利用藏書極為豐富的北大圖書館翻閱、抄錄了許多原始資料。“有的年輕人看我現在寫文章很快,以為這是天分,其實我是下過笨工夫的。”李澤厚說。

  才氣上自傲,物質上自卑。李澤厚後來跟朋友對談時說起:“很遺憾,北大我倒看上過至少有兩個女孩子,挺喜歡,姓甚名誰、哪個系的都打聽清楚了。可是跟她們一句話也沒講,她們也不知道我何許人。”

  他初中時酷愛魯迅和冰心。兩位名家一剛一柔,剛好對應了他生活中的不幸和幸福。“魯迅叫我冷靜地、批判地、憤怒地對待世界,冰心以純真的愛和童心的美給我以慰藉與溫暖。”李澤厚說。因此在以後的人生中,他為維護自己所尋求的真理,不惜兩面作戰;在回憶母親、童年、故園以及曾愛慕的女生時,文筆卻又輕柔優美。

  不為政治任務寫作

  大學畢業後,李澤厚分配進入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當時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李澤厚在政治氣氛濃厚的社科院是個異數。“他不按領導的指示來寫,那時總挑他毛病,開了好幾次批判會。”何兆武對本刊記者說。

  在政治性上不“過關”,但李澤厚卻在學術上頗有建樹。1955年,他發表了《關于中國古代抒情詩中的人民性問題》。這篇文章和此後關于美學的論戰讓他成名。這時,他不到30歲。“1987年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說,我們很早就讀過李澤厚的名文,獲益匪淺。我當時臉紅了。”同樣的想像還發生在日本。“80年代初去日本,一些日本同行都很驚訝地對我說,以為我應該是白發蒼蒼的老者。”李澤厚對本刊記者說。

  “50年代後期我有很多錢。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我在《哲學研究》上發表一篇美學文章,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一篇關于孫中山的文章,稿費加起來1000元。當時我的月工資收入才56還是70元,反正很少。我1956年就拿過每千字20元的稿酬,這是當時的最高稿酬。一般是10元左右。”這是李澤厚富足生活的開始。他買了一個唱片機,電動的,不用手搖,這在當時是奢侈品,但他仍然不講究穿著。“在新加坡,人家叫我買件名牌襯衣,我說,名牌穿在身上是負擔。我買了一塊不太壞也不是名牌的表,就可以了。”

  從上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李澤厚很少為金錢的事務發愁。即使是在被下放的60年代,他被開除公職,但是有未用完的稿費支撐著他。“約有2000元吧,相當于現在的兩三萬元。”李澤厚說,1960年下鄉那次,餓得全身浮腫,但冬天回到北京,只有高價飯館才有肉賣,所幸還有點稿費,那就不在乎。到高級飯館去吃了好多次,大吃了幾次肥肉。

  李澤厚的版稅超過百萬,這在學者中是少見的。採訪中,他會幾次提到:“我個人經濟搞得很好。我從美國回來是坐商務艙,我自己掏錢的。”

  作品在學界和市場上都通過了檢驗,這使李澤厚有底氣立下一個規矩。“50年代就定了,不為政治任務,也不為經濟考慮寫文章。這一條至今一直堅持。50年代我不是已經有點名氣了嗎?那時候約我寫文章、出書的很多,我99%都拒絕了。”李澤厚說。

  很難說李澤厚是否意識到了前輩學人因為謹慎而少有建樹,但他在和一個朋友的對談中說:“反正我是稱過他們的分量,分量也就那個樣子,包括一些名家。”脾氣倔強,不懂迎合卻偏偏少年成名,付出的代價就是人緣不好。這個特點到老年也沒改變。北京城中心的房子,清雅幹淨,卻少有朋友拜訪。

  李澤厚確實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錢鐘書給他寫信,他說想不好如何回複,拖一陣就忘記了。替宗白華寫《美學散步》的序言,“我始終沒和宗先生交談,我沒去看望他,事前事後也沒去征求他的意見”。但宗白華先生去世的時候,李澤厚得知他是因行政級別不夠而被阻擋了就醫之路,在90歲誕辰的前三天逝世,就寫了一篇悼文:我為宗先生哭!我為中國知識分子哭!我為中國哭!

  “地下”思考,邊緣寫作

  李澤厚從“文革”時就開始考慮經濟問題。“當時是政治挂帥,但馬克思基本原理就是‘吃飯哲學’。”吃飯是什麼?吃飯就是發展經濟嘛。我非常欣賞莫言,他在文章里寫,餓的時候,他吃過煤渣,到那個時候所有榮譽、地位,什麼其他東西都是次要的。那是!我沒有餓到那種程度,但是我知道這一點,我理解這一點。我經歷長期飢餓的就是下放農村,吃的真差,什麼東西都沒有,一天只有4個生白薯,還要勞動。那時牛都死光了,我還保留人拉犁的照片,一二十個人包括農民在內,共同控犁耕田。”

  從1958到1978的20年間,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不到4元,農民則不到2.6元,全社會物資緊缺,活力全無。李澤厚的生活是這段時間停滯的一個注腳:“我在困難時期用的那個暖壺,沒有鐵的,竹子做的,你們看都沒看到過。一用就10年,一點變化都沒有。工資10年20年不漲,大學生畢業52元,也許以後60年都是這樣。物價也很穩定,3毛錢一個豬肝,10年也不變。1958年的時候,我們的口號是‘超英趕美’,當時日本還沒有在話下。結果搞了10多年,日本比不上,台灣地區也比不上。”

  大約1995年的時候,他總結出了中國發展4個問題的順序: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當然這只是大體區劃,並不可截然分開。我從不認為經濟能直接決定政治、文化等等,市場經濟也並不必然地帶來現代民主。但現代民主卻以前者為前提,否則便不穩固。如果沒有現代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一切恐怕都難以保障和持久。經濟是在‘最終意義’上和長時期內對其他一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經濟發展具有某種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力量。”李澤厚對本刊記者說。

  大部分知識分子不得不隨政治運動沉浮,表面上,李澤厚也不例外。“他也不一定離經叛道,不過總是有自己的想法。”何兆武對本刊記者說,“‘文革’時候,我們每天早上讀林副統帥的再版前言,每天都在背這個。李澤厚也背。”他參加勞動時甚至非常積極。“老想和別人比誰背得更重。我最重可以背105斤。”李澤厚對本刊記者說。

  他的反抗方式是溫和的。“我對康德很早就有興趣,是下放時仔細讀的。上面蓋著‘毛選’,下面就是康德的這本書。因為那本書就是要慢慢讀的,要非常細心,真是一個字一個字讀,不止讀一遍。我還帶了一個本子,做了很多筆記。原來筆記本上幾萬字,後來發展到十幾二十萬字。我說我在地震棚里還在改寫,感覺非常愉快。反正那時知識分子沒什麼事。我的一個同學在做木器。我絕不會考慮做這些事情。”

  他講起失去個人自由的苦痛:“有一次被下放到山東農村,離北京也不遠。我躺在一個場地上,坡上就是火車道,看著火車從路邊開過,就想,哎呀,什麼時候能坐火車回去,回北京看看啊。”

  “不過這樣我就了解人生,你活著幹什麼,為什麼要活著,你活的意義是什麼?我大概比較早地想到這些問題。”李澤厚對本刊記者說,他從自身的苦難中體味到了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的重要,“我認為中國發展4個問題的順序: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我至今仍然堅持這個發展次序。這4個方面,在不同的時候側重可以微調,但順序不能變”。

  人大代表:只發過一次言

  上世紀80年代,圖書開禁,喜歡“突破常規”的李澤厚立刻從厭惡陳腐說教的青年人那里得到了呼喚和回應。他的一位前同事向本刊記者形容80年代李澤厚的風光:“只要他在哲學所上班那天,辦公室就塞滿了全國各地來拜訪他的人群。和他一個辦公室的同事都擠不進去。中午去食堂吃飯,他後面跟著一二十人的隊伍,浩浩蕩蕩。”

  學術上的成功伴隨了政治上的受青睞。1986年,他以中國社科院普通研究員的身份,獲得了一套國家分給的房子,100平方米,這是當時常務副院長的待遇。1988年,他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一個明顯的事實是:80年代,他的書已經賣到幾十萬冊,所有的書都有盜版。在當時一片舶來品的翻譯潮中,他是本土學術明星。“我甚至有走仕途的機會。”李澤厚對本刊記者說,“不過我不願意入黨。”經歷過的政治生活的荒誕性,使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對政治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政治是先有結論,這和搞學術不同。”

  “我個性不適于搞政治。我搞政治,客觀上有可能,主觀上也不是完全沒有這個能力。我對政治的判斷非常准確,猜胡錦濤這一屆政治局常委名單,我只錯了兩個。”李澤厚對本刊記者說,“但我不願意和人發生關系,人緣不好。政治需要你去組織,跟人打交道。我只能搞書本。我覺得毛澤東講得對,殺豬豬會跑,書本不會跑,百無一用是書生。我就是個書生,我沒有這個能力搞政治。所以我不適宜當政界代表。”

  李澤厚做人大代表期間屬於教科文衛組。他還記得同組的都是業界的知名人物:有1966年進駐北大的工作組組長張承先,《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很有名的泌尿科大夫吳階平,還有許嘉璐,他是第九、十兩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當人大代表期間,李澤厚說他很少發言。他唯一記得的一次發言就是在1988年4月2日人大小組會上,“因為我是湖南人,所以參加討論時在湖南組。同組的有厲以寧、劉大年,還有中央的一些人”。

  李澤厚發言的內容是:過早拋棄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一大損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在吸取了數十年的歷史經驗教訓之後,在新時期中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恢複和發展。中國革命是依靠新民主主義理論取得勝利的。新中國成立不久,學習蘇聯史達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過早地拋棄和否定了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一大損失。毛澤東在《在新民主主義》中曾明確指出,革命勝利後,將有一個較長時期,無產階級的國營經濟占領導和統治地位,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但允許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整個社會的方向是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蘇聯經過了70年後又在重提研究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重新評價布哈林,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實事求是地重新估價當年劉少奇、鄧子恢等同志提出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等思想呢?

  “當時說這個是比較大膽的,比較激進的。在理論上,新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我的發言就是說社會主義進入早了,毛澤東那時候搞新民主主義挺好的。我之所以發言,因為當時這個問題很重要,是一個全局性問題,關系到社會如何定性。這是大問題。”李澤厚對本刊記者說。

  當時會上很多人都不吱聲,但會後反應還是蠻強烈。1988年4月7日《人民日報》摘登一些代表發言,其中包括李澤厚的發言。“發言登在《人民日報》上,說明是認可的。後來國家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現在還搞這個階段。”李澤厚說。

  1992年,李澤厚決定出國。“當時批判我的文章超過了批判其他人的總和,我自己搜集了60多篇,據說一共有200多篇。”李澤厚對本刊記者說,“而且是兩面作戰,一面是正統的‘左派’,一面是激進的青年。前者批判我是‘崇尚個體、貶低總體’,是存在主義;後者批判我是‘崇尚總體、貶低個體’,是固守傳統。”雖然飽受詬病,但他去了美國一個小鎮教書後,國內還給了他一個全國政協委員的職位。

  李澤厚很少回國參加政協會議,但他仍然非常關注國內。1996年,他在給朋友的信末問:京中、院中有何新聞、動態可告否?1993年,他回國20天,看到在去國的一年時間里,中國在發生變化:理發7元,走時才8角。洗澡3元,走時才6毛。上飯館可以吃到雞鴨魚肉,小攤販上的食品飯菜也並非完全不可以入口……這些世俗的細節,微弱但溫暖。一個關心現實的學者的研究和思考,只有放在自己最熟悉之地,衣食住行最瑣碎的漲落里,才最有生命力。“以後我還要回來的。”李澤厚說,“北京的民主,中國的民主,畢竟比美國的民主對我更重要。”(實習生吳麗瑋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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