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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仁寶:華西村領袖

http://news.sina.com 2009年10月08日 19:36 北京新浪網

  吳仁寶:華西村領袖

  81歲的吳仁寶走起路來仍像是一路小跑。白襯衣、黑布鞋、矮個頭,略微駝背,嘴里叼著一支將熄的香煙──據說這是他的絕活──思考時點燃一支煙一口氣抽完。上午10點半,華西村民族宮禮堂里坐滿了來自山東、新疆、浙江、上海等20多家單位的考察團和參觀團,頭頂上的五星燈布局,恍若置身人民大會堂,大家紛紛拿出相機翹首以待。2003年激流勇退後,老書記每天上午的報告會就成為華西村最大的旅遊亮點。

  記者◎魏一平   題圖攝影◎蔡小川

  企業家吳仁寶

  周六早上,從7點45分到9點鐘,在連續接受了5家媒體的採訪後,吳仁寶匆匆走進華西金塔的休息室,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孫海燕忙叮囑我們:“他要聽匯報了,不能打擾。”每天的企業生產、經營情況,仍是吳仁寶最關心的內容,上午9點鐘的匯報是誰也不能侵占的時間。孫海燕介紹,雖然退居二線,但吳仁寶每天上下午必定去集團財務中心看兩次,“這是他雷打不動的習慣”。他深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道理。“鄉村農民的現實,利益永遠是第一位的。”跟隨他多年的前秘書李德和的解釋一語中的。

  利益,在這里即可理解為財富。華西村的富裕,即使先前有心理准備,身臨其境,仍不免讓人震撼。在沿江高速華西出口下來,穿過一段長達2公里左右的廠區,從“天下第一村”的牌樓望進去,“中國華西”4個燙金大字高懸在遠處的華西金塔上。站到金塔15層看台上,近處,幾百棟中式別墅和歐式別墅整齊劃一的排列形成一種強大的視覺衝擊。遠處,三面林立的工廠煙筒,那才是華西村的“錢莊”──涉及冶金、紡織和旅遊三大行業的80多家企業,去年全村的總產值接近500億元,與銀川市不相上下。

  外界如我們,實在難想像,48年前,集體資產1764元,欠債1.5萬元,一台30馬力的柴油機,就是1961年華西大隊成立時的全部家底。“剛剛成立大隊那幾年,是華西最難的一段日子。”吳仁寶向本刊記者感慨道,語氣堅定而又不失自豪。若單以產值計算,現在的華西增值已不止千萬倍。

  寬厚粗糙的手掌,黝黑的面龐上刻滿皺紋,說起話來底氣十足,簡潔而不容置疑,吳仁寶身上的農民本色一直未退,雖然辛苦勞作讓他早早就開始駝背,但走起路來即便年輕人也很難跟上。“從我們小時候記事起,他就是領路人,誰也沒想過,沒有老書記華西會什麼樣。”華西人都這麼說。40年前,正是吳仁寶,帶領大家打響了改造村莊的第一仗。

  當時,全村845畝土地被分隔成1300多塊不規則的小田,667口人分散居住在12個小自然村落,泥路彎彎,40多條小河溝錯亂交織,農業生產的劣勢可見一斑。年僅30多歲的吳仁寶帶領村民制定了一個華西村15年規劃,平整土地、開挖溝渠。“由於常年幹苦力,我那時候看著並不年輕。”吳仁寶以此解釋自己當年能服眾的原因。但在村民心目中,吳仁寶靠的是自己的親身示範,“凌晨兩點鐘開始幹,從雞叫幹到狗叫,最苦最累的活都是老書記帶頭,別人說我們是‘做煞大隊’(當地方言,意為幹活太苦),但這是華西人唯一的出路”。當年的村革委會副主任趙毛妹說。當年她不到20歲,是“鐵姑娘戰斗隊”的一員。

  1972年,華西村糧食畝產超過一噸,成為當年的“農業學大寨”樣板村。吳仁寶“一戰成名”,但他並不滿足于這些。“發展農業也就是填飽肚子,老百姓手里沒錢。”早在“以糧為綱”的年代,吳仁寶就開始尋找致富之道。隨著改革開放到來,工業興村的路徑選擇終于正大光明地浮出水面。當絕大多數中國農村還在為能否辦廠爭論不休的時候,華西村的家底已有100萬元固定資產和100萬元銀行存款。“上世紀80年代,我才真正醒悟過來,不爭論、埋頭幹,其實,直到今天這也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吳仁寶這樣向本刊記者解釋自己的堅持,“華西的老百姓既然信任我,就要帶他們致富,讓他們幸福。”

  現在,吳仁寶的經濟頭腦仍是華西人最為津津樂道的部分。無論是村里領導還是接待辦的司機,都能如數家珍。市場變幻不定,吳仁寶卻總能險中求勝,按照他的通俗解釋:“風險風險,有風才有險,躲過了一陣陣風氣,也就能避開險情。”對風氣的觀察,吳仁寶依靠對政策的嗅覺,每天早晨6點30分准時收聽廣播新聞,晚19點定期收看《新聞聯播》,即便出差在外也雷打不動。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說吳仁寶“一個會議賺了一個億”,其實是在1992年3月初的一天,鄧小平南巡講話播出後,吳仁寶當天夜里2點鐘召集黨員幹部大會,發動全村人立刻奔赴全國各地用盡各種辦法購進原材料。果然,待到3月11日“講話”精神傳達到基層,原材料價格迅速上漲幾倍。現在,即便已經退休,吳仁寶仍保留著半夜召集會議的習慣,迅速傳達政策動向。考慮到他年事已高,村里專門在其家旁修建了一座四層樓房,在一片二層老樓中格外顯眼,會議室里鋪了厚厚的地毯,幾步之外就是他的臥室。

  1億、3億、10億、50億、100億元……此後十余年的故事,華西總產值呈幾何級數增長,吳仁寶的角色,與其說是一個村官,不如說是一個企業家。在辦企業上,他一貫的實用主義處處可見。在華西,冶金、紡織、旅遊,三大支柱產業,各自形成完整的循環鏈。以冶金為例,華西鋼鐵廠煉鋼產生的水渣供應華西水泥廠,煉鋼粉塵被水一衝便成污泥,為此專門建了污泥球團廠,而球團與礦粉加在一起,又成為煉鋼的原料。節約利用每一種資源,即便是挖湖也不例外,挖出來的好土燒磚,壞土築路,湖可用來為工業生產蓄水,又是旅遊上的新亮點,一舉四得。如此一來,靠著逐年的積累,華西的企業像母雞孵小雞一樣,迅速繁殖生長。

  那段時間,吳仁寶白天在外面跑市場,夜里只睡3個小時,凌晨2點起床開始去各個工廠巡視。他說:“這個時間往往是工人們最困的時候,我不去看看不放心。”40多年來,他始終沒有自己的辦公室,所有事情都是在現場拍板。在華西,誰都知道老書記有一條鐵規──從不陪客人吃飯,從不在村民家吃飯。即便來再大的領導,吳仁寶也只是到飯桌前寒暄幾句就走。“因為他吃飯太快,用不了5分鐘就吃完,怕給客人難堪。”孫海燕解釋說。在家里,一碗清湯面、一盤小青菜是他的一日三餐;出差時,方便面和茶葉蛋就是他的最愛。“有一次我們到外地出差,他一天只吃了8個雞蛋。”退休後,他坦言自己最大的變化竟是“可以到賓館吃點自己想吃的菜了”。

  政治家吳仁寶

  冷冰冰的數字之外,財富的輪廓在這里隨處可見。金塔頂端的圓球據說耗費了3.5公斤黃金,奧迪汽車里鑽出來的不少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道路兩旁的石獅子密密麻麻,細看方知,那都是慶典節日時各單位送來的賀禮,“村里到底有多少石獅子誰也不清楚,以至於到現在我們不收了,沒地方放”,宣傳科的小朱說起這些平淡無奇。村里到處遍布著寬窄不一的長廊,將每家每戶以及廠區連接起來,為的只是達到“出門下雨不打傘”的小康目標。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吳仁寶一直倡導並身體力行的節儉。一張老式的木床,被褥都已陳舊,外間兩個單人沙發看起來像是上世紀80年代的樣式,扶手上的皮革已經被磨破,茶幾上擺放著一部撥號電話機,裸露在外的牆皮幾近脫落。吳仁寶住的房子建于上世紀70年代,是現今華西村僅有的幾棟年代最久遠的“第三代別墅”,與村里一排排寬敞明亮的中式別墅、歐式別墅形成了鮮明對比。“為什麼不住好房子?”幾乎所有來家里採訪的記者都會問吳仁寶這個問題,他的回答倒也幽默:“牆上這幾百張照片就是最好的裝飾。”從上世紀60年代到現在,與幾乎每個時期的國家領導人的合影,記錄了吳仁寶40多年的政治歷程。

  其實,少有人注意到,早在擔任華西大隊書記之前,吳仁寶的政治起點看起來更高──他在1954年就擔任了華士瓠岱鄉人民政府財糧委員。“當時競選要演講,一天一夜,土地怎麼用,糧食怎麼種。”吳仁寶對此仍記憶猶新,“後來選上了,半脫產的工資是每月17塊5毛,全脫產後漲到了33塊。”“以糧為綱”的年代里,這個職位的重要性自不必說,更關鍵的是,他以國家幹部的身份進入了政府序列。只是,很快他便遭遇了第一次政治挫折。1957年下半年,全國經濟困難,精兵簡政下放幹部,吳仁寶“下崗”了。堂弟吳仁彪專門跑去想安慰他,遇到正在填豬圈的吳仁寶,堂弟說他看上去並不怎麼悲觀,“他告訴我,回來種地總不至於餓死,我本來就是種地的”。

  如他所說,此後,吳仁寶一直沒有離開華西村,離開土地。即便在擔任縣委書記期間,他也沒有放棄華西村支部書記的職務。“白天當大書記,晚上當小書記。”時任村委會副主任的趙毛妹記得,吳仁寶經常在半夜召集村委開會。在縣里,他所採用的執政方式也是根植于土地的華西模式。為了改變官僚習氣,他在縣直機關大搞“三三制”──“1/3幹部下鄉,1/3幹部調研,1/3幹部留機關。”李德和當時最經常的工作就是陪吳仁寶下鄉調研:“交通不便,只能靠步行,有時走到哪個鄉就住到哪個鄉,第二天接著走。”膠鞋磨腳,他就索性脫了光腳走路,“赤腳書記”的稱呼由此而來。

  但在“重大決定都要經過常委班子討論”的縣委,即便是一把手,吳仁寶的施政空間也不能與在華西時同日而語,很快他便遭遇了第二次政治挫折。1980年,在縣直機關舉行的黨代表選舉中,正在華西村陪省領導參觀的吳仁寶以3票之差落選。根據李德和的觀察,因為當時全國刮起一股批判、反思“農業學大寨”風,當年的典型自然難脫牽連。1981年,吳仁寶卸任縣委書記,上級有意安排他出任蘇州地區農工部部長一職,但他堅決拒絕了,他說:“華西村是我帶大伙一手搞起來的,聽我的。”

  從政府系統回歸土地的吳仁寶,對政治有自己的理解:“政治的標准是什麼,絕不是官職大小,而是看他能不能讓人民幸福,人民幸福就是社會主義。”這種實用主義的政治智慧,就是吳仁寶獨創的“兩手抓”:“一手抓同中央保持一致,一手抓同群眾保持一致。”

  “我只是個村官,我們上面的領導最多,誰都能管。”報告會上,吳仁寶笑瞇瞇地講道,“每個領導的要求不一樣,明著頂領導不高興,只有暗頂,如果領導說的不符合華西實際,就回答謝謝關心,領導一高興就不會盯住不放了。”聽眾發出了會意的笑聲。對吳仁寶來說,應對上級領導檢查是他為華西築起的一道安全屏障。當年,為了保密,小五金建在最不起眼的河邊角落里,前面是正大光明的鐵匠鋪,三面被樹木環繞,遇到領導視察,大門一關,打鐵的打鐵,下地的下地,領導一走,工人立刻回廠加班幹活。最為極端的例子,吳仁彪向本刊記者回憶,上世紀60年代,管水利的幹部要求溝渠里什麼都不能種,管農業的幹部要求溝渠里種糧食,管副業的幹部要求全面發展經濟作物,吳仁寶的對策是──把一條溝一分為三,1/3不種,1/3種糧食,1/3種水葫蘆,分別應對不同的領導視察。

  但這種他自稱為“用形式主義對付官僚主義”的辦法卻並沒有激怒領導。任職近半個世紀以來,上到中央,下到鄉鎮,不管哪一級領導,只要來到華西,吳仁寶都會盡量抽出時間親自接待。他的低調與謙遜,跟當年飛揚跋扈的禹作敏形成了鮮明對照。現在,華西的博物館里還陳列著一輛禹作敏送的美國大轎車,那是當年吳仁寶去大邱莊考察時收到的禮物,為此,他曾專門寫信給無錫地委請示能否接受。

  雖然現在退休,但他深知自己的符號化意義,仍小心翼翼地餞行著自己的政治智慧。面對本刊記者“華西能否複制”的提問,他沉思一下,回答道:“要看有沒有能複制的人,這個人必須真正相信中國共產黨,真正相信實事求是,真正相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甚至連華西村的建築都滲透著吳仁寶的政治智慧。他親自設計了華西金塔,四四方方的主題建築像西式樓房,每隔兩層探出來的飛簷與塔頂的閣樓又透著中式元素。華西村農民公園里,傳統江南建築中密布著各種壁畫和雕塑,展現的都是中國傳統故事;而在世界公園里,美國的白宮、法國的凱旋門、悉尼的歌劇院又惟妙惟肖,應有盡有。“有的領導說我們太土,有的領導說我們太洋,幹脆來個不土不洋,後來李瑞環來,評價為亦土亦洋,算是給我們平了反。”說起這些從未間斷的爭議,吳仁寶總會發出爽朗的笑聲。

  在這些包羅萬象的村莊智慧中,面對本刊記者提出來的人大代表話題,吳仁寶顯然稍顯陌生。“主要是反映民意。”這是他的第一反應。連續六、七、八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並且在第八屆人代會上當選大會主席團成員,後來在第九屆人大代表選舉時落選,直到現在提起來也是很多華西人不能忘卻的一次“政治挫折”。不止一個原班子成員給出的解釋是,上世紀90年代前期,為了響應扶貧號召,吳仁寶選擇在黑龍江和寧夏各援建了一個“省外華西村”,蘇北地區對此頗有微詞。提起那段任職,這才是華西人最深刻的記憶。

  相比來說,讓他興奮的倒是1973年第一次當選全國黨代會代表的經歷:“我這個黨代表可不一般,原來沒有我,是周總理親自點的名,要求給江蘇增加一個名額。”

  父親與老書記

  政治動員,正是吳仁寶治理村莊的一大法寶。具體表現為通俗易懂、層層遞進的口號式語言,在華西村的各個角落無處不在。“家有黃金數噸,一天也只能吃三頓,豪華房子獨占鰲頭,一人也只占一個床位”等標語被做成大廣告牌;吳仁寶親自編寫的“十富贊歌”與“十窮戒詞”,即便是20歲的年輕人也能張口就來;他一手創立了精神文明開發公司,大到政治方向、愛黨愛國,小到孝順老人、講究衛生,都制定了一系列獎懲措施;由他親自擔任團長的華西特色藝術團演唱歌曲透過花壇中的音響傳遍各處。

  40多年來,華西人沒有周末,沒有節假日,每年只有春節放假兩天。大大小小的會議是華西的一大特色。“華西人的時間觀念永遠提前半小時。”來到華西村十幾年的孫海燕深有感觸,“有一次開會,層層傳達下來,每個人提前半小時,以至於很多人到會場的時候提前了一個半小時。”朱咪英印象中,幾十年來吳仁寶只當眾發過一次火,原因是有一次村兩委換屆選舉,因通知失誤,15個人遲到了幾分鐘,結果全部被關在門外,剝奪候選人資格。

  吳仁寶自己所立的標桿讓那些心里略有怨言的年輕人自慚形穢,“想想老書記80歲了還這樣,我們有什麼理由偷懶?”不止一位年輕人這樣告訴本刊記者,雖然家家戶戶有等離子彩電和寬帶網路,但晚飯後早早睡覺仍是每個人的習慣,“要不然第二天上班沒精神”。每年的正月初二,是華西召開村民大會的日子,評說去年功過,安排今年工作,吳仁寶的講話,幾乎沒人提出過質疑。

  分配制度的設計是鞏固領袖地位的重要手段。華西村《村規民約》規定,村民既可搞集體,也可搞個體,但不允許“一家兩制”和“一人兩制”。結果,集體所有仍是今天華西的最大特色,別墅統一建、統一分;華西人的工資每月只發一半,另一半年終統一結算;獎金與分紅,其中20%發放到個人,另外80%轉資到集體,特殊情況用錢可以寫申請報告。雖然村里沒有KTV、電影院等娛樂場所,但即便是年輕人也很少選擇離開,因為,人在股份在,人走股份不能走。

  “對個人可以富得健康,對集體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吳仁寶特別向本刊記者強調,“沒必要特意關注公、私體制,中央講兩個‘毫不動搖’,我們是聽中央的。”顯然,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華西選擇不分田開始,外界有關公、私與姓“社”、姓“資”的爭論一直是華西不得不面對的漩渦。但在華西村,這從來都不是真正的挑戰,因為“老書記這樣做又不是為了他個人,都是為了大家好”。

  大到村民的婚喪嫁娶,小到兩口子的感情問題,吳仁寶的影響力無處不在。除了物質上的管理,情感上的感染更是事無鉅細。華西村沒有“打工仔”、“打工妹”一說,“到了華西村,就是華西人”。從懷揣300元盤纏來華西打工的小青年到如今的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孫海燕就是最具說服力的例証。每年在龍鳳閣廣場上舉辦的“千人桌、萬人宴”,宴請的都是外來打工者。

  恩威並用,吳仁寶想出的辦法五花八門。上世紀90年代初期,華西人剛剛富起來的時候,為了抵御賭博惡習,吳仁寶花錢登報、貼告示:“凡檢舉揭發華西人參與賭博,一經查實,獎勵舉報者人民幣1萬元,並為舉報人保密。”為了鼓勵子女孝敬老人,吳仁寶專門設立了敬老獎,凡是家里有老人活到100歲,每位直系親屬獎勵1萬元。前些年,吳仁寶還在村里辦起了“不想戶”(意為不求上進的混混)培訓班,把村里的懶散青年集中起來學習,不僅提供住宿,每個月還發500塊錢工資。結果,這樣的待遇讓混混們感到很不好意思,紛紛要求上班幹活。

  在吳仁寶家的小客廳里,唯一不是跟領導人合影的照片是一張全家福,四世同堂26口人緊緊圍繞在他身邊。對他的四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來說,很長時間以來,父親一直是個模糊的概念。女兒吳鳳英甚至直到出嫁前一天才叫他爸爸,只因為他一直忙于工作,根本沒時間照顧子女。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74年,村民孫良慶12歲的獨生兒子在游泳時不幸溺水身亡,看到孫家悲痛欲絕,吳仁寶決定把自己的小兒子吳協恩送給他們,他說:“孩子是在‘雙搶’時出事的,我這個做書記的有責任。”直到現在,即便是自己的親生兒子,跟他討論起村里的事情來,吳協恩最經常的稱呼也不是“爸爸”,而是“老書記”。

  退休後,吳仁寶有了一個新頭銜──華西村黨、村、企總辦主任,村莊領袖的地位並未隨著職務交接而淡化。“既然大家信任我,我就要為大伙服務,生命不息,工作不止。”與自己的小家相比,他更像是華西的大家長。為了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華西村這幾天評選出了88位模範人物,村里給每人發了500元,吳仁寶老書記布置的作業是──國慶前,每人上交60斤幹草,以此憶苦思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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