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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藍:人民影星

http://news.sina.com 2009年10月08日 19:36 北京新浪網

  于藍:人民影星

  “我的老師熊塞聲對我說,表演可不是玩,這是一個戰場,你就是要死在舞台上。”于藍告訴本刊記者,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話劇團時,她還沒有完全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在電影《烈火中永生》飾演江姐後,她說:“我敬佩江姐,如果需要犧牲,我也能做到,因為我也是共產黨員。”

  記者◎陳超   題圖攝影◎關海彤

  “江姐”的誕生

  絳紅色的襯衫和銀白色的短發,眼前的于藍談笑自如,讓人不敢相信她已經是88歲、因癌症做過手術、腰椎和膝蓋還靠金屬支撐的老人。她緩緩地站起身時,本刊記者忍不住上前攙扶,老人客氣而堅定地推開手,微微佝僂著腰,加快了腳步。一瞬間,讓人想起半個世紀前她在銀幕上家喻戶曉的角色──江姐。

  事實上,于藍不僅是江姐這個角色的扮演者,而且她還是決定把小說推向銀幕的發起者之一。1961年,住在醫院檢查身體的于藍在《中國青年報》上看到小說《紅岩》的連載,“在病房里我就讀給室友聽”。出院不久的于藍就先後接到歐陽紅纓和張水華的電話,三人決定將《紅岩》改編成電影,可是很快歐陽紅纓就被調去拍攝《小兵張嘎》。不久,編輯宋曰勛加入創作小組後,聯系到小說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和劉德彬。因為當時所謂右傾錯誤,在小說署名中,並沒有劉德彬的名字。“他和江姐同在川東被捕,並一同被押往渣滓洞,所以他是最了解江姐的。”在于藍的印象中,劉德彬在3個作者中“更樸實敦厚,言談很少”,但劉德彬在血泊中蘇醒的記憶讓于藍很受震動:“大家當時都撲在牢門上,爭著用自己的身體阻擋機關槍掃射,以保護其他同志。他中彈倒下了,蘇醒過來的時候,只感到自己的手很溫暖,舉起手一看,全是血。”

  可是,這部電影的拍攝本改編卻整整用了兩年。于藍和導演張水華到重慶逐個採訪了幸存的共產黨人,宋曰勛整理成20萬字的記錄,于藍至今仍珍藏著。“我們幾個人整理了三稿,還是不滿意。”《紅岩》穿插了大量人物,在電影改編本中很難集中一條主線敘述。“後來張水華和北影廠廠長汪洋努力說服夏衍來做編劇。”于藍說她又南下廣東,見到夏衍,用了3天才將手中的材料匯報完,當時夏衍忽然問了一句:“你們怎麼不寫江姐?”

  于藍當時並不能理解夏衍的意圖:“不是寫了江姐的兩場戲嗎?”夏衍說:“江姐有丈夫、孩子,丈夫犧牲了,自己又被捕了,觀眾會關心她的命運的。”夏衍最終決定,突出江姐和許雲峰兩人作為主線,不到一周就寫完了劇本。當上主角的于藍說她起初對劇本並不滿意:“小說里那麼多精彩的斗爭都沒寫。”導演張水華知道她極其認真,就用半命令的口氣告訴她:“于藍,就按這個本子拍,你不許再提反對意見了。”

  在影片成功半個世紀後,于藍還不忘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為這件事做檢討,她措辭謙遜地寫道:“回想自己當年‘左’的思想已經相當可觀了,文藝知識又極為淺薄,根本不懂夏衍同志既集中了時代、人物、環境的勾畫,又為導演創作提供了余地……把我們引上了成功之路。”

  在劇組中,于藍還曾擔任過一段時間副導演,她向張水華推薦趙丹演許雲峰,張水華有些顧慮,擔心趙丹因為不是絕對主角不肯出演,于藍就親自給趙丹寫信,結果趙丹很快答應了。

  在劇組里,于藍是女主角,但是危險和辛苦的活卻搶著幹。有一組鏡頭,俯瞰嘉陵江上的軍艦,需要攝影機升到江面上6米的高度。當時沒有飛機航拍,只能將升降機架在船上,于藍自告奮勇當安全組的組長,每次拍攝前都要自己布置檢查,確認安全後才讓導演和攝像開始指揮。拍完後,于藍還和照明組一起扛沉重的燈具和電線。

  “我和江姐的經歷其實有些相似。”于藍說,兩人入黨時間差不多,都住過敵人的監獄,不同的是,“我在解放區,她在敵占區,環境比我更艱苦。”

  革命之路

  1921年,于藍出生在遼寧岫岩,原名于佩文,早年失去母親,父親曾任地方法官。“九一八”事變後遷回關內,輾轉定居北平。“盧溝橋事變”後,于藍正在北平上中學,“每天我都悄悄用棉被堵上窗子,聽中央政府的廣播,可是總聽到國軍英勇抗戰、全面撤退的消息”。而當時住在新街口的于藍,經常見到日本的裝甲車在城里橫行無忌,“感覺車輪就像碾過自己的胸口一樣”。

  “那時唯一的願望就是參加抗日。”于藍很堅決地說。在天津上學時期的同學幫助下,她們聯系到平西抗日根據地的副主任黃秋萍。可是兩人就在去平西抗日根據地的路上遇到了麻煩,本來准備從香山赴平西,可是聯絡點被破壞了,她們就折到平民小學找地下組織的同學楊英華。“可是沒有想到他們因為參與爆破被捕了”,她們因不知實情,剛到平民小學就被逮捕了。

  那時于藍17歲,趁著去廁所的機會,她把藏在袖口的聯絡密碼丟掉。她們被關進派出所,後來又被轉進憲兵隊。她和同學事先商量好,提供假姓名和地址。“那時沒有斗爭經驗,就是因為假的家庭住址,讓日本人起了疑心。”兩人是分開關押,那個同學恰好在另一間牢房里遇到她們要找的楊英華,受楊英華的指點,“日本人會核實這些信息,越是假名反而越危險”。那同學就說出真的姓名和家庭住址,于藍這邊卻一口咬定自己的口供。她對本刊記者回憶,“那家伙把他腰間的大刀抽出來,在我面前晃動著嚇唬我,後又用皮鞭狠狠地抽打我一下”。

  直到第二天,同學見面,在那同學的暗示下,于藍才改口說自己是害怕繼母責罵才用的假名字,經核實兩人才被釋放出來。

  釋放後,家里得知她要去跟共產黨抗日,就派大哥于亞倫看著她,這使倔強的她離家抗日的決心反而更加堅定。在她的不斷說服下,大哥讓她離家,“那時我家里傾盡所有積蓄把我大哥送到西南聯大,從天津乘船到廣州,從廣州走陸路到雲南,沒想到幾年後他兜了一個圈子,也到了延安”。在大哥默許下,于藍悄悄與黃秋萍在北海旁的國立北平圖書館見面,在他的帶領下,躲過日軍、土匪一路到達平西。而後,楊成武將他們送往延安。

  于藍還記得離家那天,年僅11歲的弟弟在家,她騙弟弟說出去買咖啡豆給他吃,小家伙就坐在門口等著姐姐的咖啡豆。10年後,她弟弟成為國民黨空軍,在上海起義,姐弟相見,弟弟第一句話就是,“姐,你還欠我一包咖啡豆呢!”

  “那時哪兒有車啊,都是靠步行。”于藍說,從平西到延安,她走了兩個月。可是老人言談中完全不提及旅途辛苦,神情中依然帶著朝聖似的虔誠。到延安當晚就是熱烈的歡迎晚會,于藍和趙路站在最後一排凳子上,看完整場演出,興奮不已。她說,可是晚上回到窯洞,幾個人睡大通鋪,薄薄的褥子鋪在地上,晚上冷得睡不著覺,有一剎那,心中有一絲失望,“可是第二天早晨起來,吃著窩頭喝幾口熱粥,就全都忘記了,又恢複了激情”。

  在延安,于藍先後在抗大和女大學習,因為普通話標准,參加了一些話劇表演,1940年被調進了魯迅藝術學院的實驗話劇團。

  成為演員後的生活仍然是艱苦的,于藍說她好多年甚至穿不到襪子。調進魯藝後,經熊塞聲介紹,于藍結識了田方,兩人結婚的時候,韓冰送給她一雙襪子做禮物。興奮的于藍剛把腳伸進去就破了一個洞。“襪子是他從家里帶來的,都放糟了。夏天我們都是光著腳丫穿草鞋,到了冬天,我們就用舊布褲子改成布襪子,里邊蓄上棉花,穿棉襪子穿草鞋。大生產以後,我們開始紡線,再織成布,這樣才又穿上了棉鞋。”在延安,她給哥哥的信中寫道,“延安是世界上最艱苦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地方”。

  從影星到人大代表

  老人返回里屋,從櫃子里取出一個印有藍格子的白色手帕包裹,白色的部分已經泛黃,打開包裹是一沓厚厚的代表証,其中有第二屆、第五屆、第六屆和第七屆全國政協的代表証,最顯眼的是一個牛皮紙小袋子,里邊有兩個紅色証件,一個是1963年頒發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當選的証明,另一個就是第三屆全國人大的代表証。這些代表証是于藍政治生活的記憶單元,而在生活中,她記憶的標志還是電影。

  解放前夕,于藍從話劇表演轉向電影。可是第一部電影《白衣戰士》卻讓于藍不滿意。“導演和我都是新手”,拍攝的時候,攝像不斷抱怨她眼睛睜得太大了、肩膀太薄。整部電影,于藍都在運用話劇的表演方式,“從頭到尾的表演都很緊張”。

  在工作中,無論面對什麼壓力,于藍絲毫不妥協。她的第二部影片《翠崗紅旗》,導演是當時上海知名的張駿祥,于藍扮演一名在低潮期等待革命勝利的紅軍家屬,這種敘事策略,為當時的革命電影注入了更多人性內容。但也招致當時一些非議,有人指責這個角色只是消極地等待革命勝利。第六屆卡羅維發利電影節本來要給《翠崗紅旗》最佳影片獎,在這些觀念影響下,一名國內幹部極力反對,才改為最佳攝影獎。迫於這種壓力,編劇在中國作家協會創作委員會電影文學組的座談會上,不得不稱自己寫了“一個硬骨頭與軟骨頭之間的人物”。于藍當時還不知道上層這些背景,卻敢于直言,在會上發言毫不讓步:“我認為向五兒反映了蘇區廣大人民群眾所受的苦難,也反映了他們心中珍藏著革命的火種,他們等待著,也斗爭著。……她不是軟骨頭和硬骨頭之間的人物,而是一位充滿信心堅定不移的母親。”

  這次拍攝讓她找到了電影的感覺,于藍和攝制組在蘇區整整體驗了一個月生活,“從導演身上,我第一次知道什麼是中景、特寫,整個表演放松下來”。

  這部電影的成功,讓于藍當上全國政協委員。1954年第二屆全國政協會議召開的時候,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剛結束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剛頒布,周恩來點名讓于藍參加這次會議,還要她在大會上發言。

  “周總理和鄧大姐一家對我特別好。”于藍回想起第一次在延安見周恩來的時候,還是總理主動跟她打招呼,這讓她受寵若驚。《翠崗紅旗》受爭議的時候,周恩來還對她說,“毛主席和我一起看了3遍,主席很稱贊”。

  回憶自己第一次參加全國性政治會議,于藍連稱“完全沒有想到”,更不知道怎麼發言。“那時候還沒有人民大會堂,在中南海懷仁堂,發言的代表坐在第一排。周恩來還隔著兩排座位給我打氣。會議的發言不需要具體議案,我是北平出來的孩子,講話也只是自然地對比新舊北京的變化,都是我切身的感受。”

  “只要認為正確的,哪怕有壓力也要堅持。”于藍回憶起另一部代表作《革命家庭》,這時她“開始感到一絲政治斗爭的意味”。于藍扮演的主人公周蓮是一個東方式革命母親,影片取材于陶承的《我的一家》,從一開始這部電影就受到康生指責,認為這是歌頌“錯誤路線”。“夏衍反駁說,即使在錯誤路線下,我們黨的好同志也要歌頌。”回憶起夏衍的“抗上”,于藍十分欽佩,跟著他堅持把電影拍完。1961年影片公映後,周恩來在香山接見中國電影工作者,握著于藍的手笑著說“你演了一個好媽媽”。這張相片就挂在老人客廳最顯眼的位置,于藍後來回想,“總理的話是一語雙關”。

  《革命家庭》成功後,于藍被評為“22大影星”之一,又意外當選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還是以籍貫劃分,祖籍遼寧的于藍就成為遼寧省代表。“政協是各方面人士提建議的,人大是很多領導和代表討論國家大事的。”坐在遼寧省長身旁的于藍最初得到這樣樸素的結論,這也讓她興奮,至今她仍然能夠准確回憶出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總理說,國民經濟調整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要開始建設‘四個現代化’。我們正高興可以好好建設國家,結果半年後‘文革’就開始了,我這個人大代表只開了那一次會。”老人一臉遺憾,十年浩劫帶來的國家災難給她的痛苦,遠遠大于她自身所承受的種種磨難的煎熬。

  于藍說,“文革”剛剛開始,她和田方就一同被打倒,兩人都被下放勞動,卻不許見面。于藍厭惡那些空洞的會議,只有參加勞動是最積極的。一次,他們小組負責修理屋頂,身為排長的于藍爬上屋脊,“我是排長,當然得照顧其他人,就自己去最危險的地方”。那天太陽很毒,身體虛弱的于藍忽然暈倒,從屋頂跌落。腰椎滑脫的于藍兩個月後才能下床走動,但她立刻回到農場,被分配到豬場當飼養員,腰部的傷還沒有完全恢複,不能長時間彎腰,她只能跪著一點一點清掃。

  更讓人不忍的是,因為這次事故,于藍的面部摔傷,嘴唇下縫了五針,右側的臉部肌肉受傷恢複後神經受到損害,會有不自覺的抽搐,1974年拍攝《偵察兵》後,她不得不忍痛告別自己的演藝生涯。

  告別銀幕的于藍並不願意離開電影,開始學導演,命運卻再次給她的復出設置了一道障礙。“文革”結束後,北京電影制片廠准備將話劇《陳毅出山》改編成電影,武兆堤找到于藍,“我當時正好要學導演技術,就跟他一起合作”。兩人又找到丁一山,組成最初的創作小組,“可是到最後一次討論會的時候,我不能參加了”,剛復出的于藍被查出乳腺癌,連續做了兩次手術。

  如今,于藍談起這些常人難以想像的磨難已經一臉淡然,她輕松地向本刊記者展現臉上縫合的傷口,“技術不錯吧,現在都看不出來”。她還打趣外科醫生的技術,“人家國外醫生做這類手術都會想到盡量保持術後美觀,那時的大夫卻切到我骨頭上了”。

  當于藍再次復出的時候,已是60歲高齡。1981年,已經60歲的于藍受命組建兒童電影制片廠並成為首任廠長。兒童電影制片廠剛成立時,在北影廠的傳達室後邊,一排楊樹後建了幾間平房,形成一條小胡同,被稱為“窮街”,最初的設備都是于藍向廠家賒購的。

  “兒影剛起步,受傷也不敢休息。”于藍伸出右手,無名指短了1厘米,“在平房的時候,辦公室門背後的彈簧斷了也沒有換,就用兩根接起來”,結果1983年冬天于藍開門的時候被彈回的門狠狠夾了一下手,一截斷指留在門上。醫生告訴她,斷指接上需要做手部的大手術,康複需要20天。于藍不舍得放棄工作,就有大夫建議她不需要接手指,“又不彈鋼琴,直接縫上就行”,于藍毫不猶豫地把那節手指扔進垃圾箱,縫合傷口,下午就上班了。老人笑著說,“現在想起來那節斷指怪可惜的,不如留下來做個紀念”。

  直到80歲,于藍才從兒童電影制片廠正式退休。但是,只要有兒童電影的活動和回憶,于藍幾乎從來不落,她說:“全世界都面臨相同的問題,兒童電影因為票房原因而投資不足,我們得給兒童抬轎子。”在擔任第五屆到第八屆全國政協代表期間,關于兒童電影的提案是她僅存的記憶,其他政治經歷卻大多被她淡忘,不再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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