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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紀蘭:“太陽底下曬的人”

http://news.sina.com 2009年10月08日 19:36 北京新浪網

  申紀蘭:“太陽底下曬的人”

  申紀蘭,這位扎根山西西溝村的勞模,是唯一連任11屆的全國人大代表。面對各種榮譽和機會,她固守著樸素的心願,“我是一個農民,我的根在西溝村”。這種堅守,也讓她的信仰有了一輩子的方向。

  記者◎王鴻諒   題圖攝影◎蔡小川

  特殊的西溝村

  “真幹淨!”從平順縣到西溝村,司機一路上不停感嘆。車停在西溝鄉政府門口,感嘆又升了一個調門。西溝鄉政府所在地,就是西溝村的主村。鑒于太行山特殊的溝壑地貌,這個擁有600多戶2000多人的村莊,自然生產小組曾散布于各個山溝,經過若幹次合並,主村沙地棧逐漸發展成鄉鎮的中心。

  與其說是村莊,不如說這里更像一個觀光地。山坡下是花壇綠地的村中公園,山坡上依山勢搭建了納涼亭和座椅,還有大幅的山體壁畫和一面白色的九龍壁。比鄉政府還要醒目的建築,是“西溝展覽館”。這個上世紀60年代的建築,2000年重修擴建過一次,從“勞動起家”的牌匾下,沿石階直上約3層樓的距離,才能到達展廳大門。門口的半身塑像是李順達,兩層展廳中,大幅照片和文字,記敘了以李順達和申紀蘭為榮的西溝歷史。

  這里的山綠得格外不同。石頭壘起來的育苗坑,每個都像花瓣狀,密布山體,樹苗就在這些人工挖築的土坑里,一點點伸展出枝幹和葉子。那些已經染綠的山頭,都是漫長時光的見証。西溝人管這叫“魚鱗坑”,這是上世紀50年代,國家林業部專家郝景盛帶來的植樹方法,將鐮刀挖坑直播改成刨魚鱗坑栽種,在嚴苛的自然條件下,居然成功了。種樹絕對是西溝村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數十年下來,把荒山荒灘治理成1萬多畝的蒼翠,西溝村贏得了最直觀的榮耀。

  西溝村的符號意義遠不止於此。它曾是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里,地圖上唯一被標識出來的行政村。嚴格說,西溝村的名聲從1943年李順達的互助組開始。這是全國第一個農業生產組織,響應了毛澤東和邊區政府“組織起來”、“生產自救”的號召。這個由河南林縣逃荒人家落腳地發展起來的小村莊,由此抓住了時代的脈絡。到了1951年,李順達互助組向全國發出開展“愛國豐產競賽運動”的倡議書,倡議書登上了《人民日報》頭版,當時全國各地有1938個互助組和1681名勞模迎戰,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愛國主義生產競賽熱潮”。

  從山南底村嫁到西溝村的申紀蘭18歲,那是1947年。她剛好趕上了這個熱血沸騰的年代。她和李順達,都成為與西溝村緊密相連的另一種符號。就像西溝村人自己總結的那樣,“先是李順達的時代,然後是申紀蘭的時代”。1983年李順達逝世後,申紀蘭就成了西溝村的“唯一”。

  勞動者的榮耀

  申紀蘭嶄露頭角,是在李順達的互助組發展成西溝農業合作社的時候。1951年12月,她說服了公婆,動員全家帶頭入社。合作社成立大會上,她當選為副社長,社長是李順達。那時的西溝村,婦女的自我覺醒意識並沒有普遍萌芽,傳統習俗還是“好男走到縣,好女走到院”。申紀蘭的任務,就是動員村里婦女和她一樣,下田勞動。

  申紀蘭不習慣談論她的家庭,總不自覺地回避生活故事部分,尤其是面對陌生人。但真要說起來,她口中那樁“半自由半包辦”的婚姻,其實是人生全新的開始。她童年生活坎坷,父親宋進水在她出生後不久去世,1934年母親武全香帶著5歲的她改嫁到平順山南底村。繼父申恆泰是一名鄉村郎中,她改了名字,隨繼父姓申,終于過上了能吃飽飯的日子。申紀蘭的丈夫張海亮是軍人,1951年從朝鮮戰場歸來,又被選派到南京炮兵學院學習。這個一直被遮蔽在申紀蘭背後的男人,舍棄了更好的發展機會,留在長治,後來任長治市城建局局長。他和他的家人,從一開始就給了申紀蘭最大的空間,從不幹涉她的選擇。

  1952年4月,李順達作為勞模代表到蘇聯,開始為期6個月的參觀學習。申紀蘭也展開了她的全村總動員,連裹了小腳的馬順召都被她動員起來。如今87歲的馬順召老人,顫巍巍地挪著小腳搬著椅子坐到牆邊,回憶里最激動的部分,就是當年荒山植樹和修大壩的場景。當時合作社規定,男人下田一天記10分工,女人只記5分。申紀蘭帶領婦女和男人們開展勞動競賽,証明女人幹活絕對不輸給男人。她由此幾次向社里提出要求,“男女幹一樣的活,應該記一樣的工分”。

  論爭後,西溝合作社重新制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記工辦法。當年秋天,長治地區召開互助合作工作會議,申紀蘭成為婦女代表。《人民日報》記者藍□敏感地報導了申紀蘭爭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故事,寫成通訊《勞動就是解放,斗爭才有地位》,發表在1953年1月25日的《人民日報》上。申紀蘭的名字,也就從偏僻的小山溝,傳到了全國各地。一個多月後,1953年3月,她當選為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代表,參加第二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從西溝騎騾子到平順,然後換卡車到太原,再換火車去北京。”雖然社里替她刻意打扮了一番,但站在一堆代表中,她的“藍色掩襟布衫”、“寬腰大襠褲”和“綁腿”還是格外扎眼。時任山西省婦聯主任黎穎覺得,申紀蘭要代表山西農民形象,就拿了一身自己“最寬大的外套”給申紀蘭換上。

  這次會議結束,申紀蘭又當選為第二次世界婦女代表大會代表,從北京到丹麥首都哥本哈根。這次大會主題是爭取婦女和男人享受平等待遇,爭取一個和平的世界,保衛婦女、孩子和家庭。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正式的中國婦女代表團在國際亮相。如同一項政治任務,每人的衣著飾物都由國家配備,還要進行專門的外交禮儀訓練,包括衣食住行、坐立行走等各種細節。最讓申紀蘭發愁的是化妝,好在代表團里的人很快意識到這個樸實姑娘的難處,尤其是電影表演藝術家田華,熱情地主動攬下了幫她化妝的任務。

  西溝展覽館里,保留了幾張當年申紀蘭出席世婦會的照片,那個一襲旗袍的短發姑娘,細眉彎彎,嘴唇紅潤,端莊典雅里透著幾分羞澀,不輸給任何一個大明星。當時的代表團團長李德全還開玩笑似的誇過,“沒想到西溝村來的小姑娘竟然長得這麼漂亮”。只是完成這項“政治任務”,回到西溝村第二天,申紀蘭就把旗袍這些行頭塞進了櫃子里,此後再也沒有穿過,也找不著了。

  如今80歲的申紀蘭,往事記憶很少停留在關于衣食住行的瑣碎細節上,要通過當年的照片,再三追問,才會一星半點流露出兩句當年情景。她的回憶里始終清晰和激動的部分,只有一種場景──受到領導人接見──那個年代至高的榮譽和驕傲。

  從1954年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始,申紀蘭在後來的50多年里,不僅先後三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見,也受到了歷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那些合影,在申紀蘭的家里滿滿當當地挂了兩面牆。這些照片,取代了普通的全家福,成為申紀蘭最溫暖的財富。

  人民代表的記憶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210人的名單里,山西代表團26人,只有4個女代表:勞模申紀蘭、歌唱家郭蘭英、劉胡蘭的母親胡文秀和基層幹部李輝。申紀蘭還記得,穿著裙子、燙了頭發的郭蘭英“最漂亮”。當時她的想法很簡單,“想參加一次會議,見見毛主席就行了,其他就不想了”。當她知道代表的任務是要選國家主席,心思更篤定,“一定要把毛主席選上”。在選票上毛澤東的名字下面畫上一個圈,成了申紀蘭和許多人心中最神聖的使命。

  申紀蘭的青春,和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牢牢綁在一起。她的記憶,也更深刻地停留在那些時刻。她記憶深刻的是,1958年,“大躍進”浮誇風盛行時期,她和7個女社長到北京開群英會,周總理請她到家里座談了3小時。“他問我,你煉鐵了沒有?我說煉了,我是連長,我說還煉出來了,扇那個土風箱。”“總理說,哎呀不怎麼樣吧?我說周總理怎麼知道這個?他說,機器煉還出廢鐵呢,你山上那個能煉好?我說也只能說是煉出來了。總理什麼都知道。”

  還有1975年,第四屆人大會上,周總理帶病做最後一次報告。很多人都跟她一樣,掉著眼淚聽總理報告。“瞧見他瘦成那個樣子在那兒做報告,他坐下了,大家還鼓掌,一直鼓掌,這就是大家心里頭的領導人呀。總理多好呀,我們流著眼淚,見了總理那一次,再也見不上了。”

  1978年之後,新的精神和決策,老人理解起來並不太容易,比如“包產到戶”。西溝村的光榮來自合作社、來自集體。雖然起初內心充滿疑惑,但申紀蘭還是和年輕時一樣,堅信黨的方向,“自己不能理解,那是自己的水平覺悟低”。如果再追問,老人會慷慨激昂地把手揚起來說,“就是黨和毛主席,領導四萬萬人民翻身做主人,黨不會錯”。那種發自內心的堅定不移,就像西溝接待中心黨支部書記郭雪崗所形容的:“她對黨的感情,是掏心掏肺的真。”正因為如此,連續11屆的全國人代會上,申紀蘭從來沒有投過反對票。

  從1978年的第五屆開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時間固定下來,5年一屆,人大代表要承擔的職責,也不再是畫個圓圈那麼簡單,他們要拿出自己的議案或者建議。對1978年已經50歲的申紀蘭來說,此後的30年,並不容易。這個從沒念過書,不識字的勞模,由此開始認字寫字,聽新聞、看報紙,領會黨的新文件、新精神。她堅持每天看《新聞聯播》,她還花了40天時間,每天早起,一字一句抄寫完黨的“十七大報告”。當年那個會為報告發言急得團團轉的小媳婦,就這樣,一點點成長為不用稿紙都能連續講上幾小時黨課的模範黨員。這些都讓她身邊的人感慨,“雖說沒念過書,理論水平高著呢”。

  老人也感慨,現在的全國人大會議“變化太大了”。如果一定要她列舉一些具體細節,她想了想說,“以前是舉手表決,現在是按鍵,電子計票,先進多了”。還有,“現在的代表都有文化,水平都很高”。

  農民本色的取舍

  不管拿過什麼榮譽,只要回到西溝村,換上補丁摞補丁的舊衣服,鋤頭一扛,申紀蘭就回歸了自己的本色。在她身邊工作了近20年的郭雪崗覺得,這是申紀蘭“最了不起的品質和智慧”。

  早在1973年3月,申紀蘭就被任命為山西省婦聯主任。到了婦聯,她發現,除了在公文上畫圈簽字,偶爾參加會議,自己這個主任基本上無事可做。她閒不住,只能每天早早起來打掃衛生,幫別人灌開水,或者留在食堂幫師傅們洗碗。

  與她熟識的新華社記者馮東書出了個主意,這主任繼續當,但只在開會的時候來,開完會就回村勞動,馮東書始終覺得,“勞動才是申紀蘭的長處”。馮東書承認自己出的是一個“歪點子”,但“讓申紀蘭當婦聯主任本身就是個歪點子,以歪對歪,就不失為一個好點子”。申紀蘭跟人商量之後,也認准了自己的位置,她說:“我是太陽底下曬的人,不是坐辦公室的人。”

  她真的用上了馮東書的辦法,以後只到婦聯來“坐會”,坐下開完會,就回到西溝村繼續勞動。從1973到1983年,申紀蘭就這樣當了10年婦聯主任,堅持著自己的“四不”──不定級別、不轉戶口、不要工資、不坐專車。她也總結出了自己的名言,“不脫離農村,不脫離農民,不脫離勞動”。

  扎根在西溝村里的申紀蘭,這些年里遇到過許多找上門來的人,包括全國各地喊冤的上訪者。申紀蘭問他們:“為什麼不找當地的人大代表?”“他們說,我們找不到呀,那些代表都是領導,我們找到也見不上。就你最好找,到了西溝,一下就找到了。”申紀蘭說:“他們大部分人都是遇上不好解決的難事,通過看報紙,看電視,知道我參加了全國、省里的人代會,和中央的、省里的領導在一起,想著找農民代表能說上話。”她也因此對人大代表的身份多了新的理解,“人大代表,是一條反映問題的渠道”。

  申紀蘭堅持自己的原則,她相信黨的組織程序,也告訴上訪者們,“相信黨,走上訪程序”。她會收下那些材料,但絕對不同意以任何方式在材料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真冤枉還是告冤狀,我不是法官,不能隨便判斷”。可她願意發揮渠道的作用,在開各級人代會的時候,把收到的材料,轉交相應的部門。但她又恪守程序,並不會給相關部門施加任何壓力。這些材料,有解決了的,也有沒解決的,稱贊和指責,申紀蘭都遇到過。

  申紀蘭自己也分析過這些年轉出去的材料,“黨還是好黨,但因為治黨不嚴,那些風氣不好的人混了進來,辦了壞事,造成了冤案”。那些冤案里傳遞出來的貪污腐敗現象,讓她更堅信,“作為一個黨員,首先就要管好自己”,“管住自己的嘴,不吃請、不請吃、不亂說”。她的嚴于律己,其實也成為內心深處對家庭、對子女們的愧疚,她說:“瞧人家當娘的,再看看我,小平(長子)媳婦生孩子,我只伺候了人家三四天”;“我每天去長治,但半年多了,我沒見過小娥(次女)”;“李珍(長女)在邯鄲,我去過好幾次,雖然見了人,但是在賓館,也沒有去她家一趟”……

  只有跟很貼心的人在一起,老人才會偶爾說起這些,說的時候噙著淚水。其實這3個子女都是領養的,她沒有生育過。她疼愛3個孩子,但從來不會主動用自己的身份替他們鋪平道路,相反,她還希望盡一切可能撇清這種影響。她的子女,如今一個是河北某軍醫院的醫生,一個是長治市糧食局局長,一個在長治市交通局,“他們都是靠自己”。對于孫子張璞,老人也是一樣的標准。張璞大學畢業後在平順縣宣傳部工作,每逢有關于申紀蘭的重要採訪,小伙子就要親自陪同記者過來,他早就習慣了奶奶的公事公辦。“忙完了你就走吧。”不管是在西溝還是在長治,申紀蘭都絕對不會拉著孫子一同吃飯,“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可跟申紀蘭吃飯,實在沒什麼便宜可以占,她在西溝村的一日三餐,都是在政府食堂,早晨吃粥和饅頭,中午和晚上都是手幹面。一碗面,一碗面湯,跟大家一樣。

  閒不住的勞模

  1983年申紀蘭從婦聯主任卸任的時候,已經54歲了,她想要閒下來,沒人會反對。可那一年李順達逝世,西溝村的包產到戶也正式開始。從合作社身份里轉換出來的申紀蘭覺得,為村民們尋找新的致富方向,是她義不容辭的責任。1984年冬天,她帶著幾名村幹部一路南下考察,從河南到江蘇,再到上海郊區。河南劉莊支部書記史來賀的話讓她大開眼界:“老申,光靠種地富不了,趕快上工業吧,西溝石頭多也是資源。”這一路下來,申紀蘭聽得最多的就是“無工不富”。

  申紀蘭和西溝村新的創業史也就此開始。他們嘗試過很多項目,1989年興辦了鐵合金廠,生產硅鐵。現任西溝村村主任王根考在廠里當過3年會計,他記得,“剛開始運轉很好,市場好,第一年純利潤120萬元”,“從第二年開始,效益就不太好了”。申紀蘭要親自出去跑銷路,她的面子和影響,有時候還是管用的。長治鋼鐵廠先是買產品,後來幹脆承包了這個村辦企業一兩年。1996年,上一任的村主任周建紅重新把廠子接了回來,轉產生產電石。廠子規模擴大了兩次,可是這個村辦企業的現狀還是令人有些憂慮,從去年8月開始,電石廠就停產了,原材料成本上漲和金融危機都是原因。

  村里還有一個飲料廠,這是王根考1994年從日本接受果樹管理培訓後,回來接手的項目,村里出土地,某煤礦老板出資100萬元。申紀蘭最見不得建設肆意占用農地,因為沒有地,農民就沒有了根本。按她的要求,廠子建在以前的糧食倉庫上,7畝地。飲料廠1997年開始投產,生產核桃露、酸棗汁等綠色飲料。同樣是申紀蘭的面子,北京市食品研究所為他們提供了免費培訓和技術支持,還派了研究員下來實地指導。雖然這飲料用“紀蘭”做商標,但沒錢大做廣告,銷路並不理想。因為銷量達不到一定數量,2004年,他們的產品全線撤出長治、晉城和太原的超市。當初設計的年產4000噸生產線,如今也就生產600∼700噸的產品,“多了賣不掉”。

  西溝村的地理條件太嚴苛,人均耕地如今只剩下一兩分,最多的也不過五六分。年輕人早就外出打工去了。作為廠長,王根考覺得,辦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給村里走不出去的那部分人解決就業問題。其實不管是電石廠、飲料廠,還是太原的“今繡西溝”酒樓,都是如此。目前這些產業的利潤,只夠維持自身運轉,並不能充實村里和鄉里的帳戶,直接讓村民受益。

  只是,只要申紀蘭還在這里,西溝村的一切,無形中就都有了主心骨。申紀蘭的時間,也因此被各種“不確定”占據著。我到達西溝村的第一天沒能見到申紀蘭,因為長治市人大剛好開例會,身為副主任的申紀蘭需要出席。她已經連任過好幾屆副主任,和以前一樣,還是“坐會”。除了長治市人大的定期例會,還有太多不確定,“省里、市里有什麼事情,需要申主任出席的,一個電話來了,她就得隨時走”。但申紀蘭幾十年來的習慣,“只要晚上趕回西溝,就一定要回來”。

  果然,第二天清早6點,電話就打了過來,“申主任可以接受採訪了”。郭雪崗接待來訪者已經太多次了,“尤其是每年的‘五一’和‘七一’”。除了記者,更多是省內外的機關團隊,他們不僅要參觀展覽館,還希望請申紀蘭講課,最後再拍照留念。郭雪崗實在有些心疼老人,“你想想,幾十個人輪著要跟她拍照,七八十歲的老人家,就那樣不停地站著”,郭雪崗感嘆,“多累啊!”

  子女們拗不過她,只好每周末從長治回來看她一次。這也成了孫子張璞少年記憶里的特別時光,“一大家子人,開著一輛借的小公汽過來”。有時候即便一家人來了,申紀蘭也只有1小時跟家人一起吃一頓飯。比起同齡老人,申紀蘭雖然算得上還有一副好身板,可隨著年事漸高,村里也越來越不放心。6年前,申紀蘭74歲的時候,鄉政府給她配了新的廣本車和專職司機石永斌。石永斌的時間表,也從6年前開始,和申紀蘭的不確定綁在了一起,吃住都在西溝鄉政府,每周只有一個晚上能抽空回趟平順縣城的家。

  申紀蘭現住在鄉政府的宿舍里,就在石永斌樓上,老人每天5點起床,打掃完衛生,6點就叫醒石永斌。在沒有外來訪客和電話召喚的情況下,老人或者下地幹活,或者在村里走家串戶拉家常,或者到村辦工廠里了解情況,石永斌通常要跟隨在旁邊,日複一日陪伴這個一輩子都堅持“在太陽底下曬的人”,見証她年邁卻不肯停下的腳步。而郭雪崗每年春節前後,也要開始新的忙碌,幫老人分析、思考,一塊討論,打印出新一年的“兩會”議案和建議。(感謝平順縣西溝村接待辦為本文提供的材料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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