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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燕:第一個農民工代表

http://news.sina.com 2009年10月08日 19:36 北京新浪網

  胡小燕:第一個農民工代表

  2008年3月12日,剛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的胡小燕去全國總工會開會,一位美國記者問她:“當選人大代表後,你下一步怎麼做?”胡小燕說:“我還不太知道。”2009年9月5日,在對本刊記者談起“人大代表的權利和義務”以及在兩次人大會議上所做的關于農民工的提案時,胡小燕已經講得頭頭是道。

  記者◎李翊   題圖攝影◎張雷

  蛻變

  獲知自己成為全國人大代表的時候,胡小燕正在參加公司2007年的年終會議。此前,胡小燕獲得過的最高榮譽是“佛山市十佳外來工”稱號。

  會上總結的是廣東省佛山市三水新明珠建陶有限公司2007年的生產營銷情況。10年前跟著姐夫和老鄉來廣東的胡小燕2002年進入新明珠,現在任成品車間副主任。就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前幾天,她主動要求調到銷售部,為了更近距離接觸建築業的農民工。

  24歲以前,初中畢業的胡小燕在四川廣安市武勝縣中心鎮大中壩村六組種地。1998年,在一對雙胞胎女兒僅兩歲時,她跟著老鄉來到廣東闖天下。“我老公是1998年農歷七月出來的,我是十月出來的。老公的姐夫和妹夫都在佛山,所以我第一站就是佛山。坐綠皮火車,硬座38個小時,暈車,也熬過來了。”

  胡小燕到廣東的第一份工作是電子廠流水線工人,每月工資只有幾百塊錢,“但那時已經覺得很滿足了”。半年後,因為電子廠連續加班卻不見漲工資,她在老鄉介紹下到一家陶瓷廠當窯土工,並在業余時間自學陶瓷印花、淋釉。4年間,她先後跳槽了5家工廠。2002年6月28日,應聘進入新明珠建陶工業有限公司。

  對于生命中每個轉折點,胡小燕記得非常清楚。“這對我很有意義,你沒發現嗎,我出來打工前,都是按農歷記日子,出來後都是按陽歷記日子。”

  相比其他打工者,胡小燕對身邊不斷出現的新事物有更強烈的好奇心。2006年,同事拉著胡小燕去買電腦,當時胡小燕連開機關機都不會,只想買個台式機學學,同事卻建議她買個筆記本電腦。“她說,你上班時間多過在家里時間,買筆記本方便學電腦。我覺得有道理,就花5600買了個14英寸的聯想筆記本,從打五筆學起。”陶瓷廠推行自動化辦公後,胡小燕學會了上公司網絡,收發郵件。看到在上海打工的表妹有QQ,她也開了一個。表妹告訴她聊天能練打字,她也就用QQ和別人聊天,到後來,能同時與五六個人聊天。表妹有博客,她也開一個,跟著別人學著寫。

  “從小我就不服輸。男孩子能做的,女孩子一樣能做。17歲的時候,我和二妹兩個人能種一家五口的地。”胡小燕說,她是家中長女,家中只有三姐妹,在四川鄉下,家中沒有男丁是受人歧視的,這讓她從小養成了倔強不服輸的性格。而生雙胞胎女兒時的難產經歷,更讓她認准了,“要活就好好活,死過一次的人沒什麼可怕的”。

  這種心態和努力讓胡小燕在新明珠眾多普通的農民工里脫穎而出。2002年9月,胡小燕從成品車間分級員晉升跟班質檢,2003年通過競爭上崗擔任總檢,2005年7月被提拔為車間副主任,月薪2000多元,年底評為品管部優秀管理者。而當年先她進廠的丈夫依然只是新明珠一名普通的窯土工。

  “我不喜歡原地踏步,喜歡創新,別人都是按部就班,我有自己的管理方式。”2007年下半年,新明珠陶瓷廠和中央黨校聯合辦了個行政管理專業大專函授班,胡小燕作為中層管理人員參加,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由於踏實苦幹,表現出色,她被佛山市評為“十佳外來工”。

  也是在這一年,十屆全國人大在《關于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中明確表態,“來自一線的工人和農民代表人數應高于上一屆”。隨後的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又將“農民工中是否產生人大代表”作為一個議題,最後在第二次全體會議決定草案中規定,“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省、直轄市應有農民工代表”。

  廣東的外來農民工非常多,有3000多萬人,這樣的一個群體需要選出他們的代表。胡小燕於是經過層層選拔,成為廣東省兩個農民工候選人之一,另一個是來自深圳的廣東本地人楊紅蓮。之後,有外省戶籍的胡小燕成為最終候選人。

  代表生活

  2008年1月21日下午,廣東省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舉行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投票。773名代表手中的740票投給了胡小燕。

  在通過網絡自我培訓和接受廣東省代表團的珠海集中培訓後,胡小燕的“代表意識”逐漸覺醒。2月21日,胡小燕在工廠接受中外記者採訪時,有個外國記者問她:“當選人大代表後你怎麼參政議政?”胡小燕回答:“中國和外國不一樣,國外的代表是專職的,中國代表都是兼職的,首先應該做好本職工作,再履行代表職責。”也有讓胡小燕無法回答的問題。“3月12日,我去全國總工會開會,有個美國記者採訪我:‘當選人大代表後,你下一步怎麼做?’我說:‘我還不太知道,請包涵。’”胡小燕一臉嚴肅地說,“我就是這樣的人,不懂就是不懂,知道就說,不知道就不說。”

  2008年3月1日,作為廣東代表團的一員,胡小燕到北京參加“兩會”。胡小燕對“兩會”期間的所有記憶就是一個字:“忙!”“3月2日下午17點到北京,4日代表團安排我去“小崔會客”做節目,夜里零點回酒店,因為有人等著拍照,到睡覺時候都零點半了。到現在,我去北京開了兩次人大會,北京的景點只去過天安門,是8日去的,因為記者要我在天安門的鏡頭。”

  3月5日大會開幕,胡小燕是穿著新明珠的工作服去的。“別人對我說,要穿正裝,比如少數民族代表穿少數民族服裝,公安人員要穿公安制服。我個人感覺得體就可以,不用跟別人比。”真正走上通往人民大會堂的台階,胡小燕說她心中有壓抑不住的激動,“我能感覺到責任重大,因為我代表全國幾億農民工”。

  人山人海中的28排90號是胡小燕的位置。那天,她進去比較早,心里很不平靜,溫家寶總理作報告的時候,她把總理講的關于農民工這一塊全做了標記,打算開完會回去再仔細看。團里分組討論時,她說她本著新人要多學習的態度,“多聽少說”,一邊琢磨著怎麼寫提案。

  胡小燕說,讓她始料未及的是,她的第一次公開發言會引起那麼大的關注。3月7日上午9點,溫家寶總理參加了廣東代表團的分組討論。“鐘南山院士第一個發言,講醫學方面的問題。第二個是許宗衡,提的是深圳發展。我是第三個發言,結合總理工作報告講了我的建議──優化農民工生活和技能環境以及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溫總理一邊聽一邊做記錄,中間還問我是哪里人,現在工資多少,工作多長時間了。問完後,汪洋書記問我,這個報告是不是我自己寫的。”胡小燕說,當時她一點也不緊張,“一是因為是座談會形式,二是確實有很多話想說,三是溫總理很慈祥。”溫總理最後對胡小燕說:“你提了這麼多好的建議,你的夢想會實現的。”這次會議後,廣東省代表團的所有人都認識胡小燕了。

  但是,伴隨榮譽而來的也有指責。政協委員張茵的三份提案中,建議取消《勞動合同法》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提案備受爭議,而在很多人看來,《勞動合同法》的最大受益者是農民工,最應該站出來回應的農民工代表胡小燕卻沒有任何反對的聲音。事隔一年後,胡小燕對本刊記者的解釋理智而冷靜:“首先,我跟張茵根本就不在一組討論;其次,每個人站的角度不一樣,看問題立場就不一樣。她是老板,老板和打工者的立場肯定不一樣,就像媒體取材不同,寫文章的角度也不一樣。有辯駁的必要嗎?沒必要的,開會不是讓人吵架的。”

  3月18日晚21點多,參加完“兩會”的胡小燕回到三水工業園。第二天,她像往常一樣去上班,生活卻開始起了波瀾。

  3月20日,胡小燕在接受採訪後,被媒體公開了手機號碼和QQ號,此舉被視為履行人大代表職能的方式創新。但隨後,胡小燕就發現,公開手機號碼與農民工溝通的方式根本行不通。“3月21日凌晨三四點,手機就開始響個不停,充了三次電,還是很快沒電,根本沒法接電話。”從這天開始,胡小燕的手機天天被打爆,每天都有上千個未接來電和上千條短信,每天兩塊電池換著用還是經常被打到沒電。“話費3月份是1700元,4月降到700元,到了5月是600元,最多的一天,郵箱里有2088封郵件。來電話的人談的都是‘欠薪討薪,工資待遇,子女上學的問題’。我沒辦法了,直接去找了董事長。他也是在我當了全國人大代表後才認識我。我跟他說,話費這麼多承擔不起。他是佛山市人大代表,能理解我的處境,同意話費實報實銷。”

  一開始,胡小燕還每個電話都接,到後來,每天凌晨三四點手機仍然響個不停,她根本無法睡覺,第二天上班也是頭昏腦漲。而且很多來電還是騷擾電話,其中有一個人先後換了8部電話打給她閒聊。無奈下,胡小燕只好關機。由於胡小燕的手機總是占線,公司領導和同事根本聯系不上她,工作受到很大影響。為了不耽誤工作,公司給她新買了一部手機專門用于工作聯系。

  承載農民工厚望的“代表”竟然關機,而之後因為胡小燕的QQ號被盜,農民工通過網絡也無法聯系上她,這讓很多農民工大為光火。陸續有很多農民工發短信質問胡小燕:你假惺惺地公布號碼又不接電話,不是在耍我們嗎?很多媒體也對胡小燕口誅筆伐,說她是個“大忽悠”。胡小燕於是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不是我不接農民工電話,如果每個電話我都接,十個胡小燕也不夠用。”胡小燕委屈地說,回複農民工的郵件和短信已經成為她每天工作的一部分,每天早上從7點多要忙到晚上零點,有時候要熬到凌晨一兩點。即使如此,回複郵件和短信也都是有針對性的,不可能每封郵件她都回複。

  更讓胡小燕不能接受的是,很多農民工發短信過來罵她。“有一次我手機充電時我老公看了我一條短信,是別人發信息過來罵我的,罵得很髒。他實在是看不過眼,叫我以後不要再用這個號碼了。我勸了他好久,他才平靜下來。”從此,胡小燕也不敢讓老公碰這個“手機炸彈”。她坦承,外界的不解和謾罵給她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讓她經常夜不能寐,有時候她忍不住一個人在屋子里大哭一場。但大哭之後,她還得強裝笑顏,微笑著面對工友。

  “換位思考,那些農民工都是在電話打不通才發短信過來罵的,換了我也會生氣的。農民工們打電話向我傾訴說明他們相信我,他們罵我,說明我的工作還沒有做好,所以我要爭取做得更好。”困擾胡小燕最大的問題是,很多農民工無論大事小事都來找她,儼然把她當成“救命稻草”,希望所有問題都能通過她得到解決,但很多問題卻是她根本解決不了的。胡小燕告訴本刊記者,農民工向她傾訴的問題中,最多的是欠薪問題,約占了30%;其次是工廠不簽勞動合同,也占了相當大的比例;此外就是剛到廣東的農民工,托她找工作。“人大代表只能把情況反映給其他部門,我們代表不能直接解決問題,只能引導他們找相關部門解決,或者幫他們把問題反饋到職能部門。”在多數時候,農民工反映的問題她解決不了,為此,她經常深感自責。這也是她在履行人大代表職能中最大的角色尷尬。

  維權找工會

  今年3月2日,胡小燕第二次到北京參加全國人大會議,這次,她感覺“輕松了很多”。

  “她第一次來北京開會的時候找過我,告訴我遇到了什麼問題,希望我能給一些建議。她今年來北京開會,我們也見過,她明顯成熟了,概括和分析問題有條有理。對于我們所提的建議,她也並非全盤照搬。她會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斷。”李昌平在電話里告訴本刊記者。2000年,時任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曾上書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由此引發該縣一場被稱為“痛苦又尖銳的改革”。之後,李昌平辭職,南下打工。現在,他在北京某雜志供職。胡小燕說,她是在改革開放30年座談會上認識李昌平的。“當我遇到問題,我會尋求研究農民工問題的專家幫助。我一般先給對方發短信,如果對方回複可以,我就聯系,不回信就表示拒絕了。”在跟李昌平取得聯絡後,除了開會,一般胡小燕都是通過郵件跟他聯系。李昌平曾經建議胡小燕搞一個專門的人大代表辦公室,找一個人專門處理農民工的來電和來信,經費問題他可以找贊助解決。胡小燕經過考慮,最終拒絕了。

  胡小燕2008年的人大提案內容,更多基于自己的經歷。“為什麼提留守兒童的議題?2004年11月17日,我在四川老家的小女兒生病,發高燒,凌晨4點住院,到下午16點都沒蘇醒過來。正好11月21日我管的生產線投產,出磚,那條線的所有員工都是我親自招來培訓的,我如果走了,會亂套。我當時真是為難啊,想孩子想得整宿睡不著覺,掉眼淚。但我沒法回老家看她,孩子12個小時後才蘇醒,而我直到今年7月12日才回了次老家。”胡小燕說,因為自己的孩子,她開始思考留守兒童的安全問題。“這個安全,一是生理安全,二是心理安全。生理上的,比如生病啊,家里沒有父母照顧,還有的上學要走30到40分鐘山路,讓人擔心。心理上,這些留守兒童常年見不到父母,更需要社會多一點關愛。我的想法是,可以給這些孩子建立檔案,直接跟家里溝通。大學生坐火車還能半票,留守兒童如果也能有半票的權利,可以暑假坐車和在外打工的父母見面。”

  2008年春節胡小燕沒有回老家,利用放假時間去調研,為今年的“兩會”提案做准備。“我去附近的招工點直接面對打工者,也會跟鎮里工會主席聯系不定期舉行工人座談。”聊天時候,胡小燕常常會被人認出來,這個時期農民工問胡小燕最多的話題是“社保能否轉移”。

  這時,作為農民工代表,胡小燕已經有了一套處理農民工問題的方法論。“人大代表的職權,開會有權,會後無權,起到的是承上啟下的橋梁作用,只能反映問題,不能保証後果。培訓的時候我聽過,人大代表沒有參與權,只有監督權,監督別人怎麼處理問題。作為農民工代表,我能做的就是指點農民工遇到問題該找什麼部門。”胡小燕說,在這個過程中,她也學到了不少東西,“比如維權找工會,以前我自己都不知道”。

  “有一次,珠海一個工廠老板跑了,89個工人5個月沒領到工資,他們找到我。我把信息轉到廣東省總工會,由省總工會督促當地工會解決。最後該賠償的也賠償了,後來我去珠海調研時,珠海工會主席為此還感謝我。”胡小燕說,在廣東省,如果農民工有問題反映到工會,基本都能解決。她告訴本刊記者:“有時候也看問題,比如有一次某地一個工人承包了工地,沒得到錢,他先帶人去鬧事,問題沒解決再來找我。我跟他說:‘我沒法幫你,因為你用了不正當的維權渠道。既然已經申請仲裁了,那就先等仲裁結果下來,按正常程序走。’作為當事人,肯定不滿意我的回答,但是因為你用了不當的方式,所以本來有理也變得沒理了,錯了就要承擔責任。”包括有一個住在胡小燕父母家附近的農民拿不到工資,也來找她,而胡小燕同樣讓他找當地工會。“很多農民工不知道有工會這個渠道,有問題會直接找勞動局,實際這是兩回事。這也是我在工會當執委的時候學到的。工會解決不了,可以轉給政府其他部門去協調,作為人大代表不應該直接介入。”

  今年“兩會”,胡小燕提了5條建議。“今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要回家,可能擔心的問題有:一是社保轉移。二是小孩在這里上學,但因為沒有當地戶籍和學籍不能在這里考試。三是打工者‘80後’、‘90後’的孩子的出路問題。回農村已經不知道怎麼幹農活了,如果留在打工地,戶籍又不在。想安家,想在城市扎根能否給優惠條件?四是金融危機下,對農民工輸出地與輸入地要銜接好。產業升級後,輸出地要有針對性地對農民工進行技能培訓,這樣進入輸入地後可直接上崗,避免人力資源浪費。五是打工者安居樂業工程。政府可以建農民公寓,兩夫妻按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買房或租房居住,安居樂業後,小區內部有美容美發的,洗腳的,不同行業的打工者,他們在小區內可以自由組合再就業。”

  胡小燕說,組里的廣東省勞動保障廳廳長當時就對其中的一些問題做了答複。“不過,政府也有政府的難處。比如我提議,小孩一出生都有身份証號碼,社保、義務教育的費用可依托身份証號碼一卡通用。廳長說,我也願意這麼做啊,但是地方財政不願意。我說:‘我只是提建議,具體怎麼做還得政府想辦法。’”

  在胡小燕看來,寫好建議很難,但是提的建議基本上能得到上面的採納。“比如農民工技能培訓,根據我了解,已經得到改善,兒童教育的問題也是。現在,打工者的子女讀公立學校可免贊助費。關于社保轉移,10月份後有意見征集稿,農民工的問題正在一步步得到落實、完善。”

  當上代表後的胡小燕私人時間更少了。“我每天上午8點上班,下午18點下班,整整8個小時,一分鐘也不少,並且周末也要上班。晚上20點上網到零點。跟個別人溝通,回複郵件,看資料,家務活都是老公幹,米、油多少錢一斤我都不知道。”人大代表這個角色給胡小燕帶來的現實中的好處就是找回了被盜的QQ號。今年3月10日晚上胡小燕在網易做節目,提到QQ號已經被盜半年了。結果11日下午騰訊公司就幫她把號碼給找了回來,還幫她加了密,這成了她和農民工交流的主要渠道。

  現在,在胡小燕收到的短信和農民工在她博客的留言里,問得最多的問題之一是:你現在每個月有4000多元錢工資,你還是一個農民工嗎?對此,胡小燕的回應很幹脆──自己不會脫離農民工的本色:“我一直和老公擠在工廠提供的集體宿舍中,每個月交140元的房租,直到去年,我把女兒接過來上學,才跟公司租了一個單人宿舍。大家的擔憂我非常理解,我也是從一名基層工人一步步走過來的,我當初也是因為家里窮才卷起行囊進城打工的。我不會成為政治明星,即便將來當上廠長經理,我也還是一個農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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