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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南山:求真務實推行醫改

http://news.sina.com 2009年10月08日 19:39 北京新浪網

  鐘南山:求真務實推行醫改

  從連續三屆政協委員到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對于鐘南山來說,變的是身份,不變的是“高調問政”的姿態和直言敢諫的風格。鐘南山一直記得中學時代一位老師曾對他說過:“人不應單純生活在現實中,還應生活在理想中。人如果沒有理想,會將身邊的事看得很大,耿耿于懷;但如果有理想,身邊即使有不愉快的事,與自己的抱負比也會變得很小。”

  記者◎李翊    題圖攝影◎張雷

  “就像我父親講的,做人要問心無愧”

  鐘南山的生活和工作狀態可以用“忙”來概括,在科研、會議、社會活動之餘還要保証正常的一線醫療工作,只能在去廣州白雲機場的路上接受本刊記者採訪。而攝影時間則被定在3天后。

  攝影記者曾經擔心,如此忙碌的院士是否能記得3天后的約定。給鐘南山開車近10年的司機笑了:“你放心,鐘院士要麼不答應你,答應了就一定會做到的。”一諾千金,這就是鐘南山。

  2003年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因為2月15日正是“非典”高潮期,為“非典”忙得不可開交的第十屆政協委員鐘南山沒能參加。時至今日,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他說:“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並不是每次都能參加會議,所以我不是一個合格的委員。”緊接著,他補充了一句,“不過,在我看來,政治不是空的,能真正反映老百姓的喜怒哀樂,幫助老百姓解決問題是講政治,做好本職工作也是講政治。政協委員大多是各階層的行業精英,他能把這個領域里的本職工作做好,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

  2004年,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開幕那天,當鐘南山一出現在廣場上,瞬間就被數百名記者包圍得寸步難移,連外國記者都以百米衝刺的速度衝進記者堆里抓拍,還有人被擠得從攝影架上摔下來。會中,每天都有記者千方百計到駐地尋找鐘南山,以至於大會新聞組特意為鐘南山安排了一場記者招待會。此前的“兩會”,一經出現即震動全場的,基本都是吳敬璉、林毅夫、厲以寧等知名經濟專家,或者是劉永好等企業家。對此,鐘南山很冷靜地說:“記者們對我的關注,反映的是百姓對‘非典’、禽流感等問題的關注。”

  鐘南山是在父親的影響下開始學醫的。他的父親鐘世藩是我國著名兒科專家。鐘世藩是個孤兒,9歲那年被人帶到大上海,給一戶人家做僕人。寄人籬下的生活,使鐘世藩學習非常刻苦。從協和醫科大學畢業後,鐘世藩繼續留學美國。鐘南山年幼時,鐘世藩為了進行腦炎病毒的研究買來小白鼠做試驗,由此開始了鐘南山的醫學啟蒙。“我們家那時候住在中山大學,三樓全都是老鼠,都是自己去喂,去觀察。所以我們全家都是老鼠味。那時候有個笑話,說有人問:‘鐘世藩家在什麼地方?’有人就會說:‘你聞到什麼地方老鼠味大就是他們家。’我從小在醫院里耳聞目睹父親對待病人的態度,晚上也常有家長帶著孩子到家里看病,孩子經過治療恢複後,家長非常高興,那時就覺得:當醫生能給別人解決問題,會得到社會的尊重。”

  醫學之外,鐘南山也喜愛體育。上中學時就在廣州市運動會獲得過名次,1958年在北京醫學院讀大學三年級時,又以54.4秒的成績打破了第一屆全運會400米欄的全國紀錄,並奪得男子十項全能亞軍。他曾經有過兩次機會做一名專業運動員。“一次是1955年3月,那時候上高三,代表廣東省參加上海全運會,400米跑了全國第三。當時國家隊讓我去北京集訓,我覺得個子不高,身體素質不算太好,很猶豫。”鐘南山說,因為家里絕不同意自己搞體育,就補課考大學去了。

  但是鐘南山從體育中學到了“不服輸”的精神。“體育的一個信念就是力爭上游,在任何時候都要比別人更好!在友好的競爭里,不是我要把別人壓下去,而是我要比他更好,只有在這種精神中這個世界才能夠進步。”

  父親鐘世藩是影響鐘南山一生的人。新中國成立前夕,鐘世藩任廣州中央醫院院長,這是廣東最大的醫院。1948年,在廣州解放前最後一段時間,南京國民黨政府衛生署的兩個專員常常光臨鐘家。“他們來找我父親,一個原因他是專家,第二個原因他手里掌握著中央醫院的錢,他們希望他把錢也帶走。我父親特別痛恨當時政府的腐敗,他當時對共產黨也不大了解,但總覺得這些錢應該留在大陸,他應該在大陸工作。”新中國成立後,鐘世藩將這筆錢全部上交,金額有13萬美元之多。30年後母親廖月琴一次無意中提起,鐘南山才知道此事。

  鐘南山一家最終選擇留在廣州,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鐘世藩由於留學經歷,被勒令退休在家,作為廣東省腫瘤醫院創始人之一的廖月琴則因為不堪紅衛兵和大字報的羞辱自殺。母親自殺這件事對鐘南山一家打擊非常大,極“左”思潮下,知識分子被當做“反動學術權威”,鐘世藩被開除出黨。後來撥亂反正要恢複他黨籍,因為看到黨內依然存在的極“左”思潮,他堅決不同意恢複黨籍。

  雖然政治上歷經磨難,但當看到很多基層醫院很難用上先進儀器,只能靠簡單的症狀體征來進行診斷時,鐘世藩靠著幾近失明的眼睛,趴在桌子上寫下了50多萬字、凝聚了他40多年從醫經驗的《兒科診斷鑒別》。

  在這種學術家庭熏陶下,鐘南山身上自然有一種非常強烈的知識分子性格。鐘南山說:“我覺得知識分子有一條底線,就是尊重事實。事實是怎麼樣,那我們對問題的認識就應該是怎麼樣。”在這種背景下再談“非典”時“語驚四座”的一幕,鐘南山並不覺得自己有多麼了不起。

  “我記得第一天把我們叫去交代了一個任務,就是要把一些情況介紹一下。當時差不多有七八個記者,各國都在問現在病情的控制情況。我當時沒有表態。但是第二天他們又問到了這個問題,而且說現在已經控制得很好,當時我就忍不住了,就說根本沒有得到控制。我覺得,作為一個從事學術研究,或者說像我們這樣搞專業的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講事實。”

  那之後,鐘南山開始感受到一些壓力,但他並不後悔:“我覺得該怎麼講就怎麼講,從來沒有過要調整自己的想法。真話不一定都對,但一定要講真話。我想,就像我父親講的:做人要問心無愧。”

  “先讓別人接受,再講出你的觀點”

  2001年在廣州醫學院校慶晚會上,時任院長、65歲的鐘南山頭戴小方帽,身穿維吾爾族盛裝踢踏起舞,成為整場演出的重頭戲。而就在30年前,他連當醫生的資格都遭到否定。

  1960年,鐘南山從北京醫學院畢業,由於父母的身份,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後代”。從1960到1970的10年間,他先是當輔導員,後到放射醫學教研室任教,再後來到農村,當過工人、校報編輯,還幹了一年多的文藝宣傳。1971年,35歲的鐘南山離開北京醫學院,調回廣州醫學院的附屬醫院,即當時的廣州市第四人民醫院。

  最初鐘南山很想當胸外科醫生,但是老醫生卻說:“鐘南山已經35歲了,還搞什麼外科?”結果他被安排到了急診室。因畢業後沒搞過臨床,在一次出診時將一名有結核病史的胃出血病人,誤診為“結核性咳血”,差點誤了事。這件事發生後,領導以急診室工作太累為由,要把鐘南山安排到病房,與一位同事對調,恰好那位醫生叫郭南山,病房以“此南山非彼南山”拒絕了。

  “從那以後,我知道如果沒有扎實的基本知識,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那時半年內我輕了4公斤,但是我寫了4本筆記,每一個病例都很長很長,經過這半年後我進步很快。急診室大多都是一樣的病人,消化道出血、潰瘍穿孔、高血壓、腦血管之類,這些主要病症掌握後,就能夠應付自如了。”

  1979年,鐘南山抱著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的願望,通過了國家外派學者資格考試,獲得赴英國為期兩年的進修機會。當時國家剛改革開放,為了節省經費,鐘南山和同伴是坐火車去的,出發那天,正好是他43歲生日。

  剛到英國愛丁堡大學,鐘南山就收到了指導老師──英國愛丁堡大學附屬皇家醫院呼吸系主任弗蘭里教授一封非常不友好的信。“他在信中寫道:你要注意一點,根據英國的法律,你們中國的醫生資格是不被承認的,所以你不能搞臨床,只能在這兒參觀實驗室或病房。這樣的話,你來8個月就可以了,時間再長,對你對我都不合適。希望你在倫敦的時候早點聯系一下,看看有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這給鐘南山出了個難題,當時中國教育部給外派的學者提出來的要求是學習兩年。

  在被歧視的環境下,鐘南山開始默默思考自己的課題。這時,他發現跟戒煙有關的項目很符合自己呼吸系統疾病的研究方向。他的指導老師弗蘭里教授也曾用公式進行過推導,但鐘南山對結果有懷疑,便決定自己做試驗來驗証這個公式。為了做這個試驗,鐘南山要不斷吸入一氧化碳,然後讓護士一次次地抽他的血檢測。“一氧化碳就是煤氣,吸入時要逐漸把濃度增高,吸入到15%的時候我有感覺了,就覺得頭暈。當時護士問我,夠了吧,行了吧?因為以前我估計這個曲線恐怕要到18%才能夠做得比較完整,我說繼續吸入。後來吸到22%,我想可以了,就讓護士停了。”在兩三個星期里,共抽了800多毫升血,吸入一氧化碳多的時候,相當于一小時抽60多支香煙。“這時候我的動力是什麼呢?我很累的時候,就把弗蘭里的信拿出來看,看看他說‘超過8個月,對你不合適對我也不合適’,我一看就精神了。”3個月後,鐘南山把這個曲線做得很漂亮。

  “有一次弗蘭里快下班了,無意間到實驗室來了一下。我跟他說,做了一些試驗請他看看。他看了後,我對他說,你原來那個數學計算方式有的對,有的不對。他說,你的根據是什麼?我說,根據這個試驗,我做出來的試驗結果曲線是這個樣子,你計算的曲線有一部分跟我一樣,有一部分不一樣。我又說了為什麼不一樣。弗蘭里聽完,一把抱住我說,你這個試驗太好了,我要把它介紹到英國醫學委員會去發表。”鐘南山說,從那以後,弗蘭里就給他很好的條件了。“他也問過我以後的打算,我說,你不是說8個月嗎?他說,不要緊,你愛待多長時間就待多長時間。”那一天,鐘南山說他非常高興,在愛丁堡的城堡坐到很晚……

  “不畏懼權威,講事實,重証據”是鐘南山的原則,即使現在成為呼吸系統疾病研究方面的權威,他也一直在自己的科研團隊里倡導這種精神。

  “人不應該單純生活在現實中”

  在廣州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每周四下午是鐘南山出專家門診的日子,這也是鐘南山雷打不動的規矩。每到這一天,呼研所一樓的門診室就人群擁擠,候診區排滿了,走廊也排滿了,一直到外面的過道也站著等候的病人。護士手里保存著兩個筆記本,里面密密麻麻記錄著預約鐘南山的病人姓名和聯系方式。按照人數估算,預約的病人已經排到了第三年。“排到第三年說實話並不是一個好事,那時候病人要麼好了,要麼死了,實際上沒有得到很及時的治療。可能是因為‘非典’的原因,知道我的人多一點。一般都是這樣一個情況:病人看病,就是找大夫。除了從大夫那里得出一個正確的診斷和治療外,很重要的是從大夫那里得到對病人的認可、尊重和同情。也就是說,你跟病人建立一個信任關系,如果病人很信任你,有些藥的作用就會大一點。所以我想,更重要的是,多培養些關心病人的大夫。”

  專家門診開診時間是下午14點半,但鐘南山每次都要提前半小時來到診室,做門診前的最後准備。一切就緒後,鐘南山長達7個多小時的專家門診就開始了。從14點一直到22點,中間一直是川流不息的病人。為了提高看病效率,診室里的三張桌子全部派上用場,每看完一個病人,他就迅速換到另一個已經有病人等著的桌子前。妻子李少芬知道鐘南山的這一習慣,每到這一天的晚上21點,她總會提著保溫瓶,親自到呼研所給鐘南山送飯。當鐘南山送走最後一位病人的時候,李少芬趕緊將晚飯送到鐘南山面前,她擔心鐘南山一會兒又因為忙起別的事情而忘記吃晚飯。2005年5月,鐘南山出任中華醫學會第23屆會長,從此,他比以前更忙了,開會和門診經常發生衝突。但是,對于他來說,門診是絕不能耽誤的。“歸根結底,我就是個醫生。”那麼多社會角色中,鐘南山認為“醫生”才是自己的根本。

  “非典”之後,鐘南山說自己有兩個變化,一個是更忙了,另一個是講話更謹慎了。“因為有時候有些話會被媒體或者一些人有意無意引用,產生一些不好的影響。所以對于一些疾病、一些問題的看法,我現在就會想得多一點。以前反正是怎麼樣就怎麼講了,沒什麼考慮。不過總體而言,大多數情況是好的,特別是那些我認為很有把握的話,講出來,通過媒體能夠讓有關人員特別是病者知道的話,是有很大好處的。”

  鐘南山的辦公室里,有很多來自全國各地的求助信,但是很多都與他的專業無關。鐘南山總是盡量回信或者把信轉到相應的科室。從連續三屆政協委員到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對于鐘南山來說,變的是身份,不變的是“高調問政”的姿態。從2006年以來,鐘南山每年至少准備3到4個提案,涉及面很廣。“有關于農民工的,有關于提高教師、醫務人員待遇的,也有談貪污腐敗的。比如今年我做了個統計調查,南方廣東地區75%的大案都是黨內一級幹部造成的,這其中就牽涉到一個政府部門黨內如何監督的問題。一般來說,監督有三個方面:人民代表大會,紀檢監察部門,輿論監督。我記得黨章第42條是,對同級黨委幹部有意見的須得到同級黨委同意才能提出,這容易使同級幹部無法監督。不過,我的提案更多地集中在醫療、衛生方面。”他告訴本刊記者。

  2004年,在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開幕前夕,鐘南山對農村醫療衛生體系中存在的問題表示憂慮,對醫院既要治病救人又要盈利的矛盾現實提出了疑問。主要談的是政府不能光注意GDP,不關注民生。2006年因為“一藥多名”,在“兩會”上一句“藥監局的領導來了沒有?”質詢藥監局,2008年則重點關注醫改。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醫改方案成功與否,關鍵是“誰來改”,現在的改革涉及衛生、藥監、醫療保障等部門,管理過于分散,必須在衛生體制上進行大調整。他建議國家整合相關部門資源,建立“大衛生部”。他認為,醫療衛生工作是系統工程,目前,我國防與治分開,醫和藥分開,醫療服務與保健分開,中醫和西醫分開,這情況非常不利于醫改。“大衛生”最理想的是將4個方面整合,包括公共衛生、醫療服務、藥品供應和醫療保障,在當前來說,可後三者先合起來。鐘南山認為,現階段醫改重點應該放在兩方面:一是公共衛生體系,疾病的預防和傳染病防治等應該是完全公益性的,如果把它變成市場化就會大大削弱預防為主的意義。二是政府要加大投入支持基層社區和鄉鎮醫療機構建設,滿足基層群眾的看病需求。

  今年1月21日,國務院原則通過了新醫改方案,從2009年到2011年,重點抓好加快推進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建設、初步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逐步均等化、推進公立醫院改革等5項改革。初步測算,3年內各級政府為此預計投入8500億元。對此,曾參加過醫改方案討論的鐘南山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將醫改分成5個重點沒錯,但應該分清主次。“社區醫療(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是牛鼻子,抓住它,醫療資源公平性等問題才能迎刃而解。”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他就社區醫院的建設、人才培養等提交了議案。同時他還主張,對醫務人員要有嚴格的考核制度,淘汰一部分人,給過關的醫生提高待遇。

  鐘南山說,在擔任政協委員之前,對我國的民主政治制度他有基本的了解,但是參政的熱情並不高。“最初對政協委員的理解,就是反映群眾的想法、呼聲,反映政府政策在具體執行中存在什麼問題、偏差。作為人大代表,他不是代表個人,而是代表一個階層、一個地區的群眾,所以應該多收集資料,了解老百姓都關心的問題。政協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是一致的,都是為更好地替政府出謀劃策。”

  最讓鐘南山記憶深刻的,是2006年問責藥監局從而引發鄭筱萸案。“‘非典’期間我接觸到很多藥物,發現一藥多名現象很嚴重。比如羅紅霉素就有34個牌子,價錢從3塊多到30多塊錢的都有。我搜集了很多資料做成幻燈,在‘兩會’上提出來。當時我正好和鄭筱萸一個組,當時我就直接向他提問,一年批1萬多新藥,怎麼批的?”不管別人怎麼看,至少在鐘南山看來,這次事件成為查處鄭筱萸的導火索。

  今年3月10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小組討論上,鐘南山直言:“我們開會,前面8分鐘是在歌功頌德,對報告歌功頌德,對自己歌功頌德,剩下的沒有時間了。”他認為,“人大”對代表的定位很清楚,但是“人大”在鼓勵人大代表行使自己的權利和暢所欲言方面還有待改進。此言一出,贏得了小組討論會上組員們的熱烈掌聲。現在重提舊事,鐘南山依然堅持:“政府搞人大會議並不是來吵架的,需要肯定正面的東西,但假如大家都這麼做,那就不需要開人大會了。特別是中央領導會到各單位基層參加分組討論,這時候更應該反映這個單位在貫徹執行政策時遇到的問題,幫助政府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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