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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英:我從台灣來

http://news.sina.com 2009年10月08日 19:39 北京新浪網

  陳雲英:我從台灣來

  1953年出生在台灣的陳雲英,很長時間里並不知道,台灣和大陸是兩回事。從小和所有台灣孩子一樣研習中國古典文學,熱愛至極,但中學時她所受到的教育忽然告訴她,“那里是不能去的”。直到1984年她才隨已“叛逃”回大陸的丈夫林毅夫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

  記者◎葛維櫻

  台灣“純真年代”

  陳雲英依然保持著台灣女人甜而軟的口音,但是信息量極大:“我不大接受採訪,可60歲大慶我回不去,和你聊天就是我給祖國過生日啦!而且剛剛獲得‘對祖國有傑出貢獻的歸國僑胞’榮譽,我心情很好!”她目前隨丈夫到華盛頓工作。“我們家里對台灣籍、身在大陸沒有任何的困惑或矛盾。祖先是大陸人,我生在台灣,回到大陸居住工作是很自然的事。心理上我們無法區分台灣和大陸。”

  陳雲英人生的前30多年里,接受的是國民黨教育體系下的“愛國主義”。“那時國民黨為反攻大陸儲備人才,文言文的教材很豐富,古文是通讀的,上下五千年每個台灣小孩都學得很完整,地理上中國所有的港口、鐵路,哪座山、哪條河,我們心里清清楚楚。”“而我的祖輩告訴我,我們家是幾百年前從福建跟著鄭成功到了台灣。說是這麼說,台灣人都會這樣教育孩子。”她出身於優渥的商人家庭,“父母做家具生意,從我中學時開始致富”。祖籍福建泉州。

  那個年代的台灣也完全是應試教育,通過考試層層淘汰,能考入大學的都是所謂“前1%、2%的精英”。陳雲英的高考成績,排在全台前500名內,考入排名第二的台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專業。“大三”時認識了台大農機系的學生林毅夫並且相愛。林毅夫1952年生於台灣的宜蘭縣。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績畢業于陸軍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隨即留校任學生連排長,第二年考上“國防”公費台灣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又考入台大。當時陳雲英已經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台灣最有影響力的大學生社團“愛愛會”的領導人。

  在六七十年代,台灣的大學對于時政公開批評的風氣甚烈。“那時的‘釣魚島事件’對學生的刺激很大,公眾對台灣當局非常不滿,你講得那麼好,結果連土地都要丟掉了。當局為了安撫學生讀書,盡量不鬧不遊行,就提出很多讓知識界興奮的口號,比如以自己奮不顧身的努力,用自己的‘救國之道’來實現政治理想。你討厭這個‘部長’,就自己取而代之。如果你有道,那就好好學習,好好幹。”這也使一直活躍于學生活動的陳雲英有了更深遠的願望。

  大學畢業典禮後,林毅夫送給陳雲英一幅錦繡河山的刺繡,是兩人之間另一種堅固的情感紐帶。畢業後結婚,不久有了一個兒子。陳雲英在宜蘭中學教書,而林毅夫在金門馬山做一名連長的幾年中,林毅夫會偶爾說:“如果我有天突然不見了,你就像王寶釧那樣,苦守寒窯等我。”

  1979年家國故事

  林毅夫的故事被演繹成“抱著兩個籃球,泅海而歸”,夫妻倆也笑著在很多場合解釋過,“籃球在海里根本就抱不住,更別提兩個”。1978年林毅夫獲政大企管碩士學位,隨即返回軍中,派赴金門馬山播音站前哨任上尉連長。5月16日傍晚,林毅夫“假傳演習命令”,下達宵禁令,由連傳令兵通知沿海崗哨,不准駐防官兵在夜晚點名後走出營房。若發現有人下海游泳,嚴禁開槍射殺;即使聽到槍聲,也不准一探究竟。深夜,林毅夫下海,游向廈門。

  多年後,事情給陳雲英帶來的感覺已經淡化了。“在那些年里,大部分人並不知情。因為按照法律,失蹤半年就會宣布死亡。但知道的人里,大部分是很仇視的,叫‘台奸’,是壞人,作為家屬,背負著很沉重的壓力,所以要特別低調。國共只要一天對立,我就要過一天非常非常壓抑的生活。”回憶起這段生活,陳雲英哈哈笑起來,“先生為了不讓我擔心,沒有告訴我。軍方的布告是死了,而有人說他去大陸了。那時沒有任何信息透露給我,我生活在起起伏伏的心情中,今天覺得他死了,明天覺得他還活著。”

  音訊全無一兩年後,突然有一天,林毅夫托一位從日本來台灣的表兄,給陳雲英帶來了口信。簡單幾個字,“他活著,沒事,讓我嫁人”。那個年代不敢帶信件往來,陳雲英去向婆婆大聲宣告:“他還活著!他還活著!”婆婆卻冷靜地說:“他死了!你不覺得是人家在騙你,給你希望才這麼說的嗎?”“所有跟隨國民黨來台灣的人都有1949年的經驗,老一輩告訴我,你們一輩子不會再見面了。”陳雲英講到這里,突然湧起悲戚感。

  “台灣有多少這樣的家族悲痛?這是有道理還是沒道理?”陳雲英說,這是自己為什麼多年來堅定站在支持統一的陣營里的原因。“事實是一個世紀以來脫離祖國,造成那麼多人的苦難不能結束。兩岸是能夠和平統一的,世界已經這麼進步,這麼多年里,領導人都在想辦法,黨、國家、民族都希望,最後我們還是會達到統一。”

  兩人真正的分離是4年。1983年春天,陳雲英在美國第一次見到久別後的“他”,陳雲英沒有做任何其他選擇。“我是一個傳統的女人,現代女性會有自己的打算。我知道這種情況下,很多人解除了婚姻關系,或者保持著一年一次見面就可以了。可我是讀中國文學長大的,我愛我的丈夫,我心里有一種簡單的思維,我有一個丈夫了,就是這個人。”從北京大學到美國留學的林毅夫,熱愛並且毫不動搖地回歸大陸,也影響了陳雲英,“女人、丈夫、小孩,一家人就應該在一起,不分開”。一個女人對“家”的堅守,成就了這個傳奇的家庭,也造就了第一對改革開放後從美國回到大陸的博士夫妻。

  當時陳雲英的身份還是“僑胞”,她說:“我還是看到了國內特殊教育的困難,我自己的眼睛告訴我,這里是特別需要我的。”

  上世紀80年代初從北大出國留學的都是最頂尖的人才,後來幾乎都選擇留在美國。“我們身邊很多朋友同事都議論,說我們從美國絕對不可能再回去的。”可是已經選擇了祖國的林毅夫和陳雲英,卻是依然“一片純情”。“我想的都是丈夫和孩子的事情,結果我有半年時間都處于‘待業’狀態,也就是失業啦!我也沒想要去哪里工作,也許是教育最強的北師大?也許還有中科院。我回來才知道,改革開放時間不長,很多機關單位對我還有距離感,也許是不太信任什麼的,連簡歷也不拿去,就很客氣謹慎地說‘現在沒計劃招人’,當時都是國家分配的,也沒有政策有關留學博士怎麼安置的。”

  我要為國家工作

  “我這種特殊經歷,給我在北京的生活和工作帶來常人難以理解的困難,作為無黨派的愛國人士也受到黨的特殊政策照顧。海外的親戚和友人對于我能夠到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這樣的機要單位工作,很羨慕;對于我居然能和我生長背景完全沒有銜接點的同事們一起工作,被接受而融入這個社會感到很好奇。”陳雲英談到自己剛來的階段,說她經常跑到教育部去“報到”,騎自行車去,一等幾小時也沒關系。“那時人心都很單純的,我就自己去教育部的特殊教育處,我要為國家工作!但一時也沒工作安排,就給他們義務做翻譯,中英文都做。國際司考察團來啦,我也陪著。當時的社會沒有現在這麼規範,教育部特別親民,你來了就來了。我找處長,門房讓我填個會客單,我就進去了,處長很慈祥的,我就幫他們做好多翻譯。我太閒了,一個星期去兩次。”後來陳雲英發現,居然為以後的工作積累了人脈。“我什麼身份也沒有,就是一個找工作的留美博士,我去教育部玩,時間長了,他們什麼研討會也讓我去。北京那時的公交車要很有技巧才能擠上去,下雪天我自己擠公交車擠不上去了,就遲到兩個小時,開會的人都知道,那個擠不上公交車的又來啦!哈哈!我沒覺得自己是旁聽的,我還有什麼說什麼就發言呢!那真是快樂的日子!”

  陳雲英很快進入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當時她3次向所長吳畏提出“不要求單位分房,不要求格外加工資,不要求破格評職稱,不要求追加工齡”,結果陳雲英一直拿著和國內學歷同事們一樣的工資,在論資排輩的體制下,工作9年後才評上研究員。香港以及國外的朋友們都說她是“終身志願者”。

  在陳雲英的心里,祖國給予的最真切的感動,來自她出席的國際教育界各種研討會。發來的邀請極多,讓留美的她發揮了優勢。尤其是各個聯合國分支機構的大會上,每個國家的代表座位上都放著國旗,這讓陳雲英真正感受到了“中國”的力量。“每一次的報告、每一次的參與討論,都一再地提升我與國家、民族命運更加緊密的生死與共的關系。我因為愛國而回來,我回來後的經歷,是我的精神與靈魂與我的先輩的結合,我對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渴望,使得我說的話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不再是‘我個人’的願望或成就。”她說有時她忘記了自己的渺小,為了社會發展、教育事業的提升、殘疾人群的平等問題而慷慨陳詞,語驚四座。

  “女兒小學的時候寫過一篇作文,我到現在都很感動。作文中說,她在美國有一個好同學,是一個墨西哥女孩。在臨走時告別,墨西哥的女孩說她很羨慕我女兒,因為‘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國,你們的祖國充滿希望,有很多機會可以等著你’。這篇作文一直在打動我,也讓我相信,我的選擇沒有錯。”“我開始工作,我慢慢有了一些學術成果,開始發出比較強的聲音,才開始聽見有人反對我,說我是台灣來的,是美國來的,對中國根本不了解。”林毅夫和陳雲英對于中國的發展都有一種樸實自然的樂觀,“有很多老一輩人,認為我這種發展觀不對”。比如陳雲英號召最高精尖的人才聚攏在特殊教育方面,“很多人說,你放著漂亮的、聰明的、健康的孩子不管,要去管傻孩子?咱們國家連普通教育還沒搞好,搞什麼特殊教育?認為我太理想化”。

  “任何一個國家走現代化的路,特殊教育都是最重要的指標之一。這里需要的是專業水平最高的,教育學、心理學的核心技術。”陳雲英說她到過的很多地方,對特殊教育還存在歧視,“師範教育里淘汰的學生,才會想去學特殊教育”。而對于貧困地區的兒童入學率,陳雲英碰到的更多是“思想上的阻力”。“教育部有很多好計劃,比如幫助女童、幫助貧困學校等等項目,但是人的觀念里還是覺得,老師們只要善良就行了,專業水平不高沒關系。最優秀的教育家去大學教書,其次才是中學、小學。本來對于發展障礙的孩子,才應該是最高級的研究人員來參與教育。”她參加的美國特殊教育研討會,美國一個小組里集合了13種高級人才,讓她羨慕極了:“講出一種人才,我們國家都沒有,有語言治療,物理治療,聽力、心理、精神治療,還有社區服務專家。”陳雲英多年來覺得,“我國社會長期存在科學性的無知”。

  陳雲英創辦了我國第一個特殊教育研究機構──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特殊教育研究室。1989年到1994年,她主編的“特殊教育參考叢書”,是我國第一套特殊教育著作,她還創辦了《中國特殊教育》雜志,此後的陳雲英,被冠以“中國特殊教育第一人”的稱謂。

  下鄉6年

  上世紀90年代初她就已經是全國青聯常委,經常在高層會議上講述自己的觀點。“改革開放的速度非常快,在發達國家經歷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普遍有一個經驗,就是跟不上的人怎麼辦?跟不上的人群中,主要是來自于貧困家庭的青少年,當然有觀點認為他們不努力。掉隊的被甩出去的人群,是每個現代化國家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實際上,根據統計數字,這些人並不少,同齡人中,能獲得海外求學機會的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受教育的人,甚至在大城市路邊賣光碟的人,都有機會賺不少錢。同時,沒有機會的山溝里的孩子數量非常大。按照社會發展規律的認知,社會發展,慈善也就會相應發展,在教育、信息、法律援助、醫療等方面給‘沒跟上的人’會更多。”這樣的話在90年代初的中國,很多人都無法理解,還有人因為她的台灣籍詬病她的用意。“1984年我在國內看到的提供給聾啞、智力低下的孩子的學校和設施,還是近百年前1887年外國傳教士留下的那些。”

  從1994年到2000年,陳雲英作為教育部特殊教育項目首席專家和負責人,帶領項目組成員,開始在西部地區做教育扶貧。“聯合國為8個國家提供了項目資金支持,中國就是我這個。”

  陳雲英終于走到了中國最貧瘠的角落中去。現在,哪個省有幾個貧困縣她都了如指掌,甚至貧困縣的鄉名她都如數家珍。“寧夏有3個縣,固原是個試驗縣,我去的杜木橋鄉,我們要飛機轉火車轉汽車,路途就需要三四天。”每個月她都要下一個縣或一個鄉,待十幾天。“按照國務院在冊的11個省有貧困縣一共100個,我們當時的豪情壯志是走完這100個。”但6年不間斷下來,還是只走了幾十個。

  “一個縣里沒有手語老師,盲童學盲文,老師卻不懂盲文,盲孩子用的是鐵針點字盤,他們在紙上扎很多小點,老師要背過來摸這些小點閱讀,才知道他們的功課做對了沒有。”陳雲英這6年里都做的是“最微觀最細節”的事情,“城市的特殊學校有漂亮的珠子,孩子拿根繩來串1、2、3,串幾天學會了,再學4、5、6,有好看的積木來學形狀和顏色。貧困地區有更多腦部發育不足的孩子,教具、學具卻完全沒有,我們教老師們自己做,用瓶瓶罐罐,吃過冰棍的小木棒,老師把瓶蓋穿孔用鞋帶串起來,教弱智孩子數數。”不僅是殘疾兒童,還有孤兒、少數民族地區兒童等等群體,陳雲英帶去的教學光盤不能看,因為沒有電腦,沒有影碟播放機,沒有電視,甚至沒有電,他們於是帶了很多海報,自己上陣給老師們一場一場地講課。

  每個縣只有15萬元經費,卻都花在了專家們的差旅費上,陳雲英覺得這樣下去依然沒法解決問題。“都是去了一次就不能再去的地方,因為太深入太貧困了,而我們的時間精力太有限。”很多年里陳雲英一直被媒體稱作“偉大的教育家”,但她說,“真正偉大的不是我們,那些深山溝里的代課老師,是中華民族教育的靈魂”。她自己一開始下去,總是要和鄉村老師們對望著流眼淚,“民辦教師一個月工資30多元還要打白條,我終究要離開,只有他們堅持下去,後來那麼多孩子才有希望。他們是連接那些弱勢的孩子命運的臍帶,沒有知識,就沒有辦法進城,何談索取更幸福的生活?”她說她每個月都在半哭的狀態下離開,“沒有人會把幸福端過來給你,我說再見,心里想,會不會再也沒有人找你們,沒有人管你們呢?”

  因為這個難過的結,陳雲英在1999年申請了中國第一個專門服務于這個人群的完全免費的公益網站──“中國特殊需要在線”,這個網站拿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促進基礎教育”的經費。“下鄉那麼多年,人家問我,你的結論是什麼?不可能再讓專家們,用人力戰術,跑到鄉下去現身教學。但是我們中國的信息技術已經如此發達,我們可以做一個知識、信息的平台給這個人群,把對他們有用的最尖端最高新的技術,比如醫學、心理學、教育學的方法,還有對他們切實有用的信息,比如提供就業、再教育、福利、社會保障、法律的渠道給他們。”

  令陳雲英寬慰的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專門服務于殘疾人或貧困人群的網站已經超過了1萬個。“我只是個書生,影響面沒有這麼大,這個網站是在我們中央教科所很多學生、專家義務工作下完成了,後來也做不下去,只挂那里不更新,因為我們不會商業運營。第一炮是我放的,但我不是一個持久的成就者。”“政府給我們發工資,那人民就應該免費獲取知識。”學術機關如何為公眾服務?如何為人民服務?家電下鄉是企業為人民服務的具體實現,“知識界還需要自我建設”。

  知識分子的參政經歷

  2003年陳雲英當選全國人大代表,2008年連任。丈夫林毅夫是北京團的,而她歸台灣團。“以前我丈夫一直擔任政協的經濟組副組長,比較受重視,工作也忙。他一再推辭做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很有程序,每個環節都依法來做。寫一個法律議案,需要組織龐大的專家團隊,法律的、執行部門的、管理層,不斷花精力時間修改商議,並不是說我是知識分子,我有我的專業,就隨便寫。我當然有議案的壯志,可那不是一兩步,可能有十步要走呢!”陳雲英自嘲,自己提建議和議案,是“天地之差”。她覺得人大代表也許需要一群全職化、專業化的人,而自己“已經有好幾大攤事情”,“總覺得自己還做得非常不夠”。

  “我的經驗僅僅停留在貧困人群、西部教育和我多年來學術上的成果。要使一個議案走向立法,還需要一個團隊為我工作,一兩年時間甚至更長。我關注的殘疾兒童、貧困地區的教育和社區教育、以就業為指導的技術教育等等問題,說到底還是社會問題。其實,計劃經濟時代,一個人進了一個單位,就慢慢培養,不工作6個月都沒關系,現在時代不同,教育就要跟上。”陳雲英說她自己並沒有從政的願望,“如果按照日、韓政治體系,從研究所到官員是可以不斷轉換的,而我們的學界想要從政還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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