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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冠球:為農民講話的人太少了

http://news.sina.com 2009年10月08日 19:36 北京新浪網

  魯冠球:為農民講話的人太少了

  “我們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更要把周圍的人帶動著富起來。只有他們富起來,才能証明我們的事業是對的。”

  記者◎陳曉

  他出現在會客室門口時,步伐有些緩慢,表情淡然。這不像經常開懷大笑,從照片上似乎就能聽到聲如洪鐘的魯冠球。他實在是有些累了──新中國成立60周年前夕,他的時間安排也和共和國生日同步運轉:每到國家慶祝自己光輝的節點時,魯冠球的經歷都會被作為這些時刻正確性的佐証:改革開放,承包責任制,新中國成立60周年……第一個時刻,他還是錢塘江邊一家員工不到400人的汽車零配件廠的廠長;第二個時刻,他的產品已經進入美國汽車配件廠商的視線;第三個時刻,他成為一家總資產300億元的跨國集團的董事局主席,並且是從1998年開始至今的全國人大代表。

  人們總是期待他將人生經歷和這些共和國歷史上的坐標一一對應,說出一些華彩篇章。可魯冠球的講述里沒有這麼多里程碑式的曲折起伏,他手往下一切,斬釘截鐵地說:“做,就是做。”他點著右手食指,那兒有一塊上世紀60年代留下來的碎鐵片,“那時候沒有淬火設備,兩個人一起打鐵,看看溫度差不多了,‘啪’打下來,鐵塊炸開,碎鐵射進另一個人大腿,他被送到醫院,休息了一個月;我右手一擋,擋在手里,我用布把手指纏起來,繼續幹。鐵塊就留在那里,現在都沒取出來。”

  從1981年開始,幾乎每隔三四年,就有一次國家對經濟運行的調整,“有時候叫經濟整頓,有時候叫宏觀調控”。每次都被認為是鄉鎮企業的困局,又每次都變成萬向集團的生機。“環境是不一樣的,知道這一點就要好好幹,不要去爭。做出來給大家看,我們該不該有地位。”

  魯冠球說的“我們”,包括兩個意思:農民,鄉鎮企業。

  擠進“計劃”的縫隙

  魯冠球出生在農家,16歲時的理想是當工人。“很簡單的道理,要擺脫貧困。農民真的是面朝黃土背朝天,早上三四點鐘,天蒙蒙亮就出來種菜,好的賣給城里人吃,壞的、差的自己吃。晚上,蚊子很多還在外面勞作,就這樣,都富不起來。”

  “正好有個機會‘大躍進’,城市里需要工人,我們就去了。一開始14塊錢,還有兩塊衣服費。我幹了3年,工資最高漲到35.5塊,拿了兩個月。”後來就是三年自然災害,“吃樹皮草根,吃的人都浮腫了,虛胖啊!”魯冠球拍打著自己的手臂,“城里養不活我們了,現在叫下崗,那時候叫精簡。1961年,全國精簡2000萬工人,我是其中一個。不想回農村,怎麼辦?當工人三年有了點手藝,開始在農村修自行車、鋼絲車,一個人開始,就是要擺脫貧困。”

  這種尋求脫貧的個人努力,從新中國成立後就沒有間斷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個年代,我們蕭山、紹興照樣也有民營企業存在。”魯冠球說,“那時候都計劃經濟,私人搞機械要用計劃的電就不行。我搞了6年,搬了7個地方。”這段時間最大的苦悶是“不被承認,沒有被評上先進,拼命幹也沒有什麼榮譽。”他想入黨,從70年代初開始寫入黨申請書,一共寫了3次,他個人進入組織的努力直到1984年才成功,但他的企業比他更早獲得了接近體制的機會。

  “1969年,正好有個機遇,中央有個文件,每個人民公社,可以搞一個農機修配廠。我和6個人一起辦起了寧圍公社農機廠。”這是在鐵桶般的統購統銷年代,擠進“計劃”的第一道縫隙。寧圍公社農機廠的任務是為公社周邊提供配套生產的農具。工廠性質是集體所有,但實際啟動資產是魯冠球和其他6個人湊的4000塊錢。這個出資方式使財經作家吳曉波在寫作中國企業史時,把寧圍公社農機廠區別於華西村這類鄉鎮企業:“後者始終依托在村級政府的肌體上,而前者的崛起則大半是個人創造。這種差異在一開始並不起眼,甚至在相當長的時間,鄉鎮企業一直是他們共用的一個概念,直到企業產權的歸屬成為一個問題時,他們的命運才開始向不同的方向飛奔。”

  產權歸屬不是企業初創時的重點,魯冠球必須解決的是為自己想做的事業求得合法的生存權。此後,企業發展每走到體制紅線邊緣時,魯冠球個人的經濟利益一再被放棄,換取了企業更大的生存空間。

  “1969年這條路走對了,把那個‘紅帽子’戴上了。”魯冠球告訴本刊記者,“鄉黨委委員跟我講好條件的,60塊一個月,很好。我拿了5個月,後來說鄉黨委書記的工資才53塊錢,好,減掉我7塊,可以可以。”

  辦企業40年,魯冠球從未虧損。“我們幹啊,真的幹!鍛工,切割,調度,把關都是我。後來生病了,筋疲力盡,去醫院看病,自行車都騎不動,廠里一個員工用自行車載我去。驗血結果出來,醫生以為我在黃疸指數的指標後加了個零。”

  魯冠球得了急性黃疸性肝炎,衛生院開病假條讓他必須臥床休息。“我揣著假條就工作,什麼東西都不想吃,就吃醃菜。我們食堂里4大缸醃菜,就是我一個人吃完的。有人罵我假積極,肝炎是傳染病,要害人的。我和小孩吃飯都分開,就夫人和我一起吃,她說,我不陪你誰陪你?就是這樣子,拼命幹兩個月,一天都不休息,一身一身地出虛汗。後來我想,不這麼出汗排洩掉,聽醫生的躺床上休息,我可能早就死了。”

  “只能從小事做起”

  1979年,國務院公布了《關于發展社隊企業若幹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其中一條是:城市工業根據生產發展需要,參照社隊可能承擔的能力,可以有計劃地把部分產品和零部件擴散給社會企業生產。這是鄉鎮企業進入國家經濟體系的唯一機會,也決定了魯冠球們的發展路徑:只能從一些冷門的、細小得不值一提的行業萌芽,此後成就了大量的“微型世界冠軍”。魯冠球把低起點歸結為自己的實力,他對本刊記者說:“我很想做大事,但是我實力不夠,只能從小事做起。”

  1979年,魯冠球看到《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國民經濟要發展,交通運輸是關鍵》。他判斷中國將大力發展汽車業,決定砍掉其他項目,專攻萬向節。萬向節是汽車傳動軸和驅動軸的連接器,像一個十字架,大的長度近一尺,小的長不過一手指,4個頭的橫斷面平光如鏡子,磨掉一根頭發的1/6就得換新的。魯冠球夢想造轎車,但他事業起步是從汽車底部這個不起眼的零件開始的。

  報紙信息一直是魯冠球做企業的重要判斷依據。90年代初就有專門的秘書給他讀報、剪報,現在每天要看三四萬字的信息。“你們用電腦,我是用這里。”魯冠球指著呈亮的腦門,“你要去深入研究報紙內容,有時候機密都有。發言的人不是故意洩密,是沒有經濟頭腦,關鍵看你用不用心。”

  當時機械工業部要在全國56家生產萬向節的工廠中,選擇3個做定點。鄉鎮企業本不在選擇範圍內,連考核標准的文件都拿不到。魯冠球用人托人、國營對國營的名義,把整頓企業的條例弄到手,按照400個考題標准,進行整改,最後以99.4的最高分,與青島、廣州的兩家同行國營企業一起被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選為定點廠。

  這是他第一次被大國企選中,和此後若幹次對體制界限的突破一樣,魯冠球都解釋為“機遇”。“國家也要做做試驗,我們都是試驗品。關鍵你要符合他的要求,符合他標准就可以去爭取。”

  1983年,“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這句著名的政治語錄,肯定了魯冠球這類非國營企業家存在的合理性。魯冠球在這一年承包企業,3年下來,企業取得巨大發展,員工收入大幅增加,其個人累計獎金44.9萬元,他全捐出來包攬全廠沒有買足的國庫券數量,給鄉里修學校……他因此成為《人民日報》1986年通訊《鄉土奇葩》的主角。

  “這是一篇鄉鎮企業報導的巔峰之作,全國來學習,魯冠球成為‘共同富裕’的一個代表。”吳曉波對本刊記者說。他在1990年和魯冠球成為朋友。這一年,吳曉波是初出茅廬的新華社記者,魯冠球被選為鄉鎮企業家協會副會長。吳曉波描述了第一次魯冠球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第一次採訪商界著名人物,我不知道問什麼,胡亂海聊中,魯冠球突然轉身對秘書說,拿一支筆來,我把吳記者剛說的一句話記下來。”

  魯冠球在企業經營上的強人風範始終伴隨著其待人接物的謙和姿態。萬向此後在進入資本市場,拿到財務公司牌照,成立跨國公司方面,一再被選為民營企業的第一家。他的公司從沒有過醜聞,從創立至今150多個季度,從未虧損。在海外也為國家爭了面子,美國伊利諾伊州將每年8月12日定為“萬向日”。發展方向和國家產業政策的倡導一致,10年前就大力投入新能源,“如今這一塊是做得最好的”。他仍然和地方政府保持很好的關系,萬向集團的布局証明了企業對地方的忠誠。雖然分公司遍布全球,但萬向總部一直還在1969年建立農機廠的地方,白色6層樓房,讓《華爾街日報》記者進入這里時驚嘆這個跨國公司的樸素。“總部建在哪里,稅收就在哪里,萬向去年就有13.9個億的稅收,這有個利益問題。”魯冠球對本刊記者說,“而且,企業不管建在哪里,歸根結底是發展生產。如果企業和當地政府處得好,生產力發展得好,就不一定要去大城市。”

  “花錢買不管”

  1990年1月,中國鄉鎮企業家協會成立,農業部部長何康出任會長,魯冠球成為副會長。這是農民企業家能得到的帶有官方色彩的最高職務。官方的肯定讓魯冠球對鄉鎮企業家的身份充滿了自信。他站在辦公室的窗戶前,對著前面綠油油的田野,大聲對前來採訪的新華社記者說:我就是不進城,我要在這里建一個工業城。

  1992,魯冠球提出“花錢買不管”,和政府明晰萬向產權。在共和國企業史上,魯冠球是產權意識最早蘇醒的企業家之一。他將企業淨資產的一半1500萬元劃給寧圍鎮政府。後來,當地政府的一家客車廠瀕臨倒閉,寧圍鎮政府以股權換得萬向的援手,最終政府的股份變為1/3。這筆交易在今天看,是成功而且幸運的。魯冠球在自己聲譽的高峰完成了這次變革。

  “尤其高明的是,這個產權設計外部邊界清晰,內部邊界卻模糊。魯冠球沒有為自己爭取個人股份。他聰明地繞開了最敏感的地帶,卻為日後的漸變留下無限空間。通過這次產權界定,魯冠球獲得了對企業的絕對控制權,卻又沒有喪失集體企業的性質。”吳曉波評論說。

  萬向早期產權結構的設計奠定了它的公司文化,老員工和最高領導者之間並沒有大企業常有的那麼明顯的等級緊張感。採訪中,他們可以時不時打斷他的話,修正他的回答。他們講起魯冠球的一個小故事:他從不揣錢。有一次在機場送他,他一個人進了安檢,飛機晚點,他連打電話通知家里的錢都沒有,還是找陌生人借的錢。魯冠球在一邊憨憨地笑著,好像在聽別人的笑話,然後補充:“在北京機場。”

  “証明我們的事業是對的”

  1993年,鄉鎮企業家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光輝的職業。這一年的《經濟日報》稱鄉鎮企業已成為中國經濟最大的增長板塊,當年農村社會總產值的75%,全國社會總產值的38%,國家稅收的1/4,均來自鄉鎮企業。帶領這支經濟力量的代表,“北有禹作敏,南有魯冠球”。

  禹作敏是另一位鄉鎮企業協會副會長,以能幹、桀驁聞名。1993年,他因包庇犯下命案的手下,暴力抗法,被拘捕判刑。魯冠球三日不出,後來寫了一篇題為《鄉鎮企業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質》的文章。其中寫道:“我們面臨經營者的自身素質障礙。這種障礙的病因是部分農民能人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所負載的歷史使命……這一障礙的真正根源,其實是傳統的小農意識與現代精神的衝突,顯然,我們今天需要一次徹底的決裂。”

  2009年9月12日,再來解釋1993年思考的“農民能人的歷史使命”,魯冠球告訴本刊記者:“我們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更要把周圍的人帶動著富起來。只有他們富起來,才能証明我們的事業是對的。禹作敏把一個村莊帶起來了,但周圍還是很窮,還是被各種思想包圍著,他還沒有等到大家都理解你的時候。他把自己估計得太高。”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鄉鎮企業家?這些農民能人在求得體制的理解接納時,也需要思考自身的改變。魯冠球是第一個公開表現出具備這樣思考維度的鄉村企業家。他初中就輟學了,但“很愛學習,在他的床頭櫃里,有畫滿了條線圓點的《資本論》,有松下幸之助傳記,有最新版本的經濟專著。每天再忙他也要抽出一兩個小時讀書,做筆記。他愛和浙江大學的老師和媒體記者討論問題,這個習慣至今保持”。吳曉波對本刊記者說。

  魯冠球寫過一篇講業余時間如何利用的文章,以自己的安排舉例:“我每天早上5點10分起床,6點50分來公司,晚上18點45分回家吃飯,19點看‘新聞聯播’,‘焦點訪談’,20點處理白天沒有處理完的文件,21點左右開始看書看報看資料,大約到22點30分感到疲倦的時候,衝個澡再繼續學習,到零點上床睡覺。”

  他提出了很多超越這個階級視野的理論。比如“企業利益共同體”的機制,“對按勞分配的再認識”和鄉鎮企業的公司化改造……他的遠見“讓他領導的鄉鎮企業具備了大工業的氣質”,吳曉波評論說。

  “一定要大家都富起來”

  創業至今40年,萬向由農機廠成為跨國集團,毗鄰企業總部的一家小飯館,也隨之變成了國際大飯店,魯冠球的生活內容卻幾乎沒有變化。他不逛街,不配手機,沒有錢包,還住在上世紀80年代修建的農家小樓里,沒有任何造型,即使和蕭山90年代的農民別墅比都算是土的。小樓周圍正在拆遷,樓前有一畦約七八十平方米的土地,閒時種種蔬菜,這是他少量的休閒。本刊記者問:“你買的第一件奢侈品是什麼?”他一臉茫然,扭頭問企業的年輕員工:“什麼是奢侈品?”

  他仍然每天早上5點10分起床,從窗口看出去,還是農民早起下地,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身影。1993年思考的歷史使命,如今看來仍然任重道遠。“農民依然是社會的最底層。”魯冠球說。他從1998年開始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此前還當了兩屆黨代表,每年的提案都是關于鄉鎮企業和農民的。“他們說,你會發言講話,黨代表5年才講一次,讓你當人大代表,每年都可以講一次。”“為農民講話的人太少了。”他嘆息著說。

  從2006年至今,魯冠球的提案完全圍繞如何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提出的解決途徑是:明確農民土地的法律地位,賦予農民物權性質的土地產權,對農民進行技能培訓,還有從立法和政策上,支持鄉鎮企業的發展,它們是讓農民離土不離鄉,從工業化中分享財富的關鍵渠道。

  萬向有資格做這樣的提議,它的存在已經惠及40萬農村勞動力。2000年以後,杭州城市擴容。由於民營經濟發達,蕭山地區整體農轉非,魯冠球也正式從農民成為城市居民。他認為這才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正途:“如果我們二元經濟結構,還是解決不了,只有城市化。像杭州蕭山,再過10年,就完全融為一體了。”

  “我早就擺脫貧困了。”魯冠球伸出手比畫,“1969年辦寧圍農機廠的時候,我戴120塊錢的上海牌手表,騎158塊錢的永久牌自行車,聽18塊錢的紅燈牌收音機,有110塊存款在信用社,還有4000塊錢在一個企業里。那已經是很好。但早上晚上來家里吃飯,來信借錢的,每天不停,你根本沒有辦法生活。這個時候就感覺,一定要大家都富起來。”

  “一定要周圍都好,你的企業才會好,農民都富裕起來了,你的富裕才會持久。為什麼過去地主被打倒?他是少數人。”他這樣告訴本刊記者。(實習生丘濂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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