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談延緩人口紅利：理解勞動力價格上漲時代

    本刊記者 陽 敏 發自北京

　　今年“兩會”新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的蔡昉，也是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蔡昉的研究領域跨度很大，涉及農村經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經濟增長和勞動力遷移等諸多領域，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同時，蔡昉又是個樸素的人。他說：“我不是弗里德曼的信徒，也不是凱恩斯的信徒，我不過是中國農民的信徒，他們最會制度創新。”

　　從去年至今，物價上漲都是人們最關心的話題。同時，勞動力短缺成為長期趨勢，勞動力成本上漲，又使得當前的經濟形勢更為複雜。本刊記者在北京對蔡昉進行了專訪。

　　通貨膨脹與務工收入

　　《南風窗》：從去年至今，物價上漲都是人們最關心的話題。同時，勞動力成本上漲，又使得當前的經濟形勢更為複雜。我想，讀者非常希望了解您對於當前物價上漲的看法。有專家提出要防止務工收入過快增長，以作為緩解通脹壓力的方法之一。這個觀點引起了很大爭論。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蔡昉：那我們就從這個觀點談起吧。首先，這個觀點肯定是錯誤的，也可以說它一半對、一半錯，但根本上是錯的。

　　它一半對，就是說它也很難得，它把現在中國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或者說是結構性的價格上漲和農民工的務工收入挂起鉤來，應該說相當多的人並沒有看到這一點。現在大多數人都在講，防止通貨膨脹歸根到底要用貨幣手段。因為大家很容易就引用弗里德曼的說法，“通貨膨脹不管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換言之，通貨膨脹是因為貨幣發行多了，最後就是要收緊銀根、緊縮信貸。

　　你提到的那個觀點有難得之處，因為它表明了一個結構性的關係。比如我們說農民越來越多進城打工，中低收入家庭因此而增加了收入，他們收入提高以後，也就是說，整體上收入分配狀況有所改善，改善以後有兩個特徵：第一，他們(中低收入家庭)消費傾向比較高，也就是說，收入增長以後他們最容易是去消費、去買東西。第二，這一類家庭的恩格爾系數比較高，也就是說，他們提高收入以後，消費的主要支出在食品上，因此造成食品的上漲，現在的通貨膨脹率里頭80%以上都是食品價格推動的，而所謂的核心CPI實際上沒有什麼上漲。所以，我覺得從這一半看是正確的。

　　那麼，關于弗里德曼的說法，“通貨膨脹不管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其實我並不是認為這句話不對，但是從字面上去理解它，沒有什麼可操作性──除非你認為任何時候有任何物價上漲就是貨幣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收緊銀根、控制信貸。所以我認為這種說法還是比較片面的，從理論上看是很徹底，實際上並不一定對症。

　　其實細想，從弗里德曼本人來說，他自己也有這種結構分析的方法論。比如說，他為了批判過去通貨膨脹和失業的關係，對失業做了結構分析，從失業里頭剔出了一塊，叫做“自然失業率”，就是和經濟周期沒關係的失業，它總是存在，包括結構性的、摩擦性的失業。我想說，要是我們按照這個方法做結構分析，我們同樣可以說，畢竟不同時期出現的通貨膨脹，總是有不同的漲法，那麼我們看看這次是什麼樣的情況──既然這輪價格上漲主要由食品價格推動，食品價格又是中低收入家庭增加收入引起的，那麼我們要著眼這一塊。

　　至於說到務工收入上漲，那是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的反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沒有任何合理的手段，也沒有任何理由要去幹預勞動力價格的形成。再者，經濟發展到了這樣的階段，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對勞動力的需求增長快于勞動力的供給，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是收入分配整體改善的前奏。此外，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或者說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長，解決的是基本生活標準的問題，而我們關心價格上漲，也是擔心影響普通家庭的生活，所以，實在沒有道理通過抑制這個群體收入的增長，去緩解通貨膨脹壓力。

　　《南風窗》：在2008年兩會期間，《金融時報》的記者向溫家寶總理提問：中國是否打算放緩經濟的增長，甚至冒增加失業的風險，去應對通貨膨脹壓力？溫總理的回答是，我們必須在經濟發展和抑制通貨膨脹之間找出一個平衡點。食品價格，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和抑制通貨膨脹的關係怎麼看呢？

　　蔡昉：正確地認識通貨膨脹的原因非常重要。既然當前物價是和中低收入階層收入改變有關係，而且食品價格上漲中由需求所拉動的這一塊，對農民也是有好處的，農民從中也得到了利益──並不是說農民從所有農產品價格漲價中都得到好處了，像生產成本推動的部分，得不到，但是完全由需求拉動這個因素是可以得到的。因此，當前物價上漲本身對農民是有好處的，也是城市或者農村打工者們，也包括農民自身收入增加的一個結果，所以它本身並不一定是一件壞事。所以，在這個時候，如果不管是什麼通貨膨脹、或者是什麼結構的物價上漲，反正它是貨幣現象，於是集中來一個完整的方案，然後讓經濟冷卻，結果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著陸太硬的話，就業就會下降，失業就會上升，城鄉居民從就業擴大中得到了好處又回去了。

　　到時候，即使壓住了，或者沒有導致明顯的通貨膨脹，但是居民的收入在下降，而通貨膨脹其實怕的也就是中低收入家庭承受不起。

　　那麼，我們要針對食品價格的問題去解決，增加供給。增加供給，改善流通環節都是可以穩定價格的，比如種糧直補，降低糧食流通環節的成本就是有效增加供給的政策思路。緩解食品價格提高的壓力，對農民、對消費者都是有好處的，都不會造成傷害。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要防止務工收入過快增長，以作為緩解通脹壓力的方法之一”這個說法，一方面，它把務工收入和通貨膨脹聯繫起來，這是正確的，但另一方面，它的結論肯定是錯的，這個結論根本上還是方法論上的錯誤。記得前兩年吧，大家幾乎是一個共識，都講要給農民工漲工資，我記得李劍閣說，人為提高農民工工資的話，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喪失得就會快，結果招來一片罵聲。其實，問題在于：誰給農民工漲工資？政府沒有辦法給農民工漲工資，政府只能給公務員漲工資，那麼給農民工漲工資只有市場供求關係。所以，當時官方的人士、民間的學者，人人都在講，應該漲，也沒漲成，後來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發生了變化，出現了“民工荒”，這個時候，農民工的勞動力轉變為緊缺，結果工資普遍上漲，從2004到2007年，一年比一年漲得快，這是市場供求起的作用。現在又說不要讓它漲，說要“防止務工收入過快增長”，跟上次要它漲是一樣的，問題在于：誰不讓它漲？我相信政府也不會這麼做。

　　所以，反過來說，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即使在通貨膨脹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繼續保持城鄉就業的擴大，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甚至直接給困難家庭以補貼，實際上就能支撐一個相對穩定的食品價格。那麼，一方面，物價上漲造成的損失，通過就業和工資上漲可以得到補償，另一方面，農民也能持續從農產品價格上漲中部分受益。所以，真正的出路還是增加供給、增加工資，增加供給同時也增加收入嘛。因此，防止通貨膨脹的同時也要防止失業提高，防止經濟過熱的同時也要保持必要的增長率，這樣才能達到總理說的平衡。

　　勞動力短缺使改革出現激勵相容

　　《南風窗》：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這30年來，中國的城鄉關係也在不斷調整。您是否能從制度變革的角度，來談談改革開放不同階段城鄉關係的變化？

　　蔡昉：實際上，我們可以把中國農村改革開放30年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改革時期，傳統體制已經走到盡頭，與此同時，中央解放了思想，準備讓農民休養生息了，因此實行了家庭承包制，改變了農業的基本經營制度，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是第一步改革。過去人們關注這一階段改革，主要著眼于解決激勵問題，提高了微觀效率。其實，它釋放出勞動力，並推動他們流動起來重新配置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和根本的。

　　第二步改革，國家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的改革上面，實際上是忽略了農村。但是農村還要給自己找出路，最後主要出路就是勞動力轉移。換言之，農民說，我在承包以後，農業生產中的資源配置已經很好了，但是我富余了勞動力，這個時候國家也不會給我大量資金把勞動力配置起來，所以，我就開始走出去了。

　　這時候，雖然農村流動勞動力與城市居民和地方政府不斷地進行博弈，但是不管怎麼說，勞動力市場管制還是越來越放蟆。因為勞動力流動本身還是雙贏的局面，城市發展、城市改革也需要這部分勞動力。總的來看，第二階段可以看作是勞動力大規模的轉移。

　　第三階段，國家開始主動調整城鄉關係，調整改革城鄉既定的利益格局。為什麼呢？因為，第一，近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國家有了財力。那麼，有了財力的時候，如果方向清楚了，可以進行卡爾多•希克斯式改進──不像過去的改革叫帕累托改進，非得說沒有損失我才能幹。卡爾多•希克斯式改進，就是說有人可能有損失，但是總的收益大于總的損失，這個時候由國家來補償那些受到損失的。所以說，第三階段重建城鄉關係的核心，是國家開始用讓利的方式、用補貼的方式、用花錢的方式來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包括新農村建設、兩個傾斜，包括實行各種各樣的社會保障項目等等。

　　在這個時候，出現勞動力短缺對改革的意義就在于，國家想調整城鄉關係改善農民工的待遇、改善農村的狀況，然後縮小城鄉社會福利的差別，公共服務的差別，最後是縮小城鄉收入的差別。國家想幹這件事兒，而且願意拿錢，與此同時，勞動力短缺使得地方政府和企業也能夠接受這樣的調整思路──只有繼續改善這種狀況，才能夠得到充足的勞動力供給，才能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因此，改革成為一種激勵相容的局面。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再加上我們30年改革的積累，結果是城鄉關係的全面調整。勞動力的短缺，准確地講，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成為實現城鄉統籌的新制度變遷的一個必要條件。

　　《南風窗》：實際上，戶籍制度改革也應當是統籌城鄉關係的一個部分。

　　蔡昉：現在大家都在努力改革戶籍制度。媒體也特別愛報導這件事兒，一會兒說這個城市搞了，一會兒說那個省全省都搞了，我怎麼看也看不出來搞了什麼戶籍制度改革。後來我們就做了一些研究，分析了一下，結果發現，人們的意圖是好的，想擴大一些條件讓更多的人落戶。甚至有的地方索性就放得更開一些，歡迎落戶。但是，很快就發現，落戶怎麼了？想到這里落戶的目的是想得到社會福利、公共服務，給不了我，我幹嗎要落呢？你想給我，又給不起，最後有好多地方的改革停了，收回了，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我並不是說戶籍制度改革失敗了，但是，它暴露出一個問題，大家認識到戶籍制度改革的核心不在于人口登記的問題，而是城鄉之間的社會福利差別。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考察這個問題。一個是說，如果沒了這個城鄉公共服務上的差別，放開戶口無所謂，不會出現所有人都非要遷入的情況，也不怕蜂擁而至；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說，如果給得起這個公共服務，就可以更大膽地放開戶籍。2008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已經用大量篇幅去講公共服務的平衡──把鴻溝弄得淺一點，也就創造了戶籍制度改革的條件。所以，2002年“十六大”以後的農村政策，這種新的調整城鄉關係的內容越來越多，總理目標十分清楚，核心就是通過多予少取，逐步填平這個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