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解讀大米短缺風險：庫存牽引市場波動

　　大米風險的幾重因素

　　宋廷明剛剛起草完報送國務院總理辦的《國家糧食安全系列研究報告》。這位中國糧食經濟學會副會長曾是國家體改委政研室官員，也是上世紀90年代“中國世行糧食流通項目”負責人，他說，“大米的問題，遠比你想像的要複雜”。

　　主筆◎朱文軼

　　庫存

　　湖南的種植戶們現在在考慮繼續種稻是否劃算了。以一戶農民5畝稻田計算，買化肥、農藥、種子、租用農機就要花掉260元，每畝產量800斤，每百斤糧賣80元，即使加上國家每畝10元的早稻補貼，到手的錢也不過390元。

　　2007年一畝地的收益還在500元左右。湖南省農業廳糧油處的調查數據顯示，該省今年農耕成本同比上漲了40%∼50%，預計一季每畝成本增加90元，鉀肥每噸漲了150元，農用柴油漲得更快，每噸漲了400多元。湖南省農業廳糧油處官員任澤民擔心，雙季稻改一季稻會更多起來。湖南省農業廳一份報告顯示，去年全省雙季改一季水稻面積增加了22萬畝。

　　湖南省是全國13個糧食調出省之一，水稻種植面積有6000多萬畝，主要供應廣東、福建等地。任澤民說:“這20多萬畝看上去數不大，但是這個苗頭不好。”根據湖南各地區反映，水稻雙季改單季的面積年年擴大，已經成了一種趨勢。

　　政府農業部門正在提高農業補貼，但稻谷產量和大米消費量之間的缺口一直在擴大。“從2000年到2004年，當年產量都不能滿足需求，都要動用庫存。”任澤民說，“我們現在的總需求每年大概是9600億∼9800億斤，2005年的總產量才8614億斤，差1000多億斤。2006年保持增產達到9100億斤或者9200億斤，還要靠庫存補。”

　　庫存關係著市場波動。根據宋廷明從事多年農業工作的經驗，“上世紀80年代，當國家庫存少于1800億斤時，市場糧食價格就暴漲。這種情況在1988年下半年、1989年上半年都發生過。1993年底到1994年，有一次糧食大漲價，當時，國家的總庫存低于2200億斤”。

　　由此，一個用國家財政來保障的庫存成為中國隔離于從3月份開始的全球大米漲價風潮的重要保証。國務院總理溫家寶3月31日在老撾首都萬象出席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第三次領導人會議期間說，目前，中國大米庫存量已達到4000萬噸到5000萬噸。

　　但風險是潛在的，市場需求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農民的種植選擇。稻米是三大主糧中產量增幅最小的品種，所以是當前種植結構中受衝擊最大的品種。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糧價問題專家李國祥說，“最近兩年花生、油菜子等油料作物連續減產，植物油價格大幅上漲，為了提升農民種油料作物的積極性，國家從今年開始發放油料補貼，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受市場價格影響和政策推動，估計今年油料作物的種植面積會增加8%左右，約1000萬畝。而中國耕地總量有限，缺口至少在3億畝以上，油料作物種植面積增加，必然導致糧食種植面積下降”。李國祥說，這會導致糧食單產下降，“一公頃糧食產糧大約5000公斤，而大豆產量僅1000多公斤，相差好幾倍”。

　　李國祥擔心的另一個因素是中國糧食產量的周期性波動:“長期觀察可以看出中國糧食產量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波動，每個增長周期很少有超過4年的。從1978到2008年，僅1979?1984年維持了連續5年的增長。2007年中國糧食已經連續4年增產。從糧食周期性波動的一般規律來看，2008年再增產的可能性明顯下降。”

　　在這種前提下，出于戰略性考慮，國家發改委已經兩次提高稻谷的最低收購價。

　　耕地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說:“2003∼2006年，中國淨減少耕地6009.15萬畝，年均減少耕地1000萬畝以上。按目前趨勢，到2020年，中國耕地缺口將達到1億畝以上。”

　　這些土地的減少大部分發生在南方。從1986年到1996年南方14省耕地面積共減少了1634.8萬畝，而同期北方16省耕地僅減少了253.6萬畝。就是說，在9年里，全國耕地面積減少總量中有86.6%是在南方發生的。

　　表面看，並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南方減少的耕地，大部分都在北方和中西部地區得到了補給，“2006年和1998年相比，全國糧食總產量下降了297億斤，而沿海10省市的糧食總產量卻下降了614億斤。這說明，東部地區減產後的缺口主要靠後二者補充”。

　　“應該說，東北地區過去集中的水利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幫了國家經濟轉型的忙。”馬曉河說，“在南方急速發展工業化的時候，它讓國家從最重要的糧食問題上騰出手來了。”但這種生產格局的可持續性需要認真考慮。水、土、光、熱條件好的地區糧食產量逐步下降，而要靠水、土、光、熱條件差的地區來補糧食缺口，“當然，兩江一湖地區(黑龍江、烏蘇里江、興凱湖)的水利設施搞好了，再增加三五百億斤糧食產能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兩江一湖是界江、界湖，這就使水資源利用變得複雜起來”。

　　“南糧北運”到“北糧南運”的變化，帶來了至少兩點隱患。“水稻種植的恢復比其他任何谷物都難，過去南方水稻主產區水土條件好的平地高產良田被城市化占用後，完全沒有複耕可能。另一方面，現在黑龍江三江平原、吉林松花江流域和遼寧遼河出海口，這三處新的稻谷主產區因為受水資源局限和濕地保護的限制，可開墾的稻田已經不多了。”

　　一些觀察者認為，從長期看，中國稻米和糧食生產的結構性問題要大于產量問題。目前，我國稻谷、小麥、玉米和大豆等主要糧食品種，主產區和主要消費區嚴重錯位分布，如玉米的主產區集中于北方，而作為養殖業密集區和飼料工業發達區的主消區則主要集中于南方。同時，我國糧食庫存主要集中于糧食主產區，特別是東北地區。

　　中國的資源運輸本身就呈現南運局勢，大米和糧食的供需逆轉加劇了這一矛盾。建三江位於三江平原，是目前最大的糧食主產區之一，而這里恰恰又是鐵路運輸的最末端。2006年建三江糧食產量高達68億斤，僅靠一條唯一的鐵路，即使滿負荷運輸，也遠遠不能滿足需求。每天一個專列就是40節車，一節車皮按60噸算，一天2400噸，發3年也發不完。

　　宋廷明說，大米從東北運到廣東，需要一個月甚至更長時間，京廣線上的三大瓶頸山海關、鄭州、衡陽，每到一處就要排隊。

　　“因為糧食運不出去，大量積壓在產區，這樣，總是越要保護糧價的地方越跌，越要抑制糧價的地方越漲。”宋廷明說，一些農民抱怨，雖然發放糧食直補和綜合補貼，但糧食卡在路上帶來的損失，已經把各種惠農政策帶來的好處給抵消了。

　　“北糧南運”使大米又多了一層風險，“除了它的源頭，還有路上的”。在這份已經由溫家寶批示的《國家糧食安全系列研究報告》上，還指出一個現在極為普遍的問題:糧食運輸的運力緊張，使得中間環節的投機分子開始層出不窮，一些貨主對每節車皮的糧食要支付2000到4000元不等的“請車費”，等於一噸糧食增加80元成本。這筆額外費用，甚至連調度儲備糧的調控者也無法避免。

　　調控力

　　成立8年的中儲糧正在小心翼翼地修正它的調控行為，它在學會使用自己的力量。這個中國糧食市場最重要也最龐大的調控機構，2萬名員工，只不過是國有糧食企業2%的人力管理著中國最大一塊份額的糧食。

　　目前整個中國每年是1萬億斤的糧食總產量，商品糧大致算50%。雖然在這5000億斤糧食中，中儲糧在整個市場中所占的市場份額還不到10%，但這10%的糧食吞吐量集中于一家，的確是不可小覷的力量。中儲糧總公司綜合部主任魏強說，中儲糧現在擁有251個直屬庫點，1000多個存儲庫點，每次收糧都由地方各個庫點分散收購。“統一監督、分散經營，對中儲糧來說是必要的。”他說，“如果是統一採購，不管是哪個糧食品種，都很可能一下子就引起市場價格暴漲，‘托市’就成為‘炒糧’了。”

　　“政府調控有一定局限性，我們要建立自己的產業鏈，要擴大貿易量。”魏強說，“調控學問的精密性，在于如何既做好一個調控者，又做好一個市場主體，而不僅僅居高臨下的發令官。”

　　近10年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培育了數以萬計、規模不同的市場化主體，它們一方面是活躍市場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市場波動的製造者。以中儲糧為代表的調控力量，現在面臨的問題，是要研究如何去對付它們。

　　“前一陣也有一些糧商問我這個問題，問中儲糧的職能是什麼。”中儲糧總經理包克辛說，“我告訴他們，有一條，我就是抑制你們搞投機。因為做商人是要投機的，市場如果沒波動，他就賺不到錢，因此即便沒波動，他們也要設法製造波動，而中儲糧的任務就是去抑制這個波動。”

　　糧食市場的脆弱性之一，是農民作為談判力量較弱的一方，不容易去對抗包括糧食經紀人、大小糧商在內的利益群體。產區糧價被打壓，農民成為受害者;銷區價格被哄抬，農民又很難從流通渠道獲利。“後者在現在的南方情況很明顯。”魏強說。比如，現在廣東這些地方形成了一種大米的“台風價”，“台風一來，船不能運了，糧食的供給就要中斷。每個台風季之前，大批民營企業糧商因為都有明確的漲價預期，不約而同選擇中止大米投放市場，這樣一來，本來供應緊張的市場更是火上加急，貨源驟減，米價飆漲。這是地方政府非常頭疼的事情”。

　　中儲糧這時就要及時投入儲備。包克辛說到這種現在經常發生的“正面戰”時並不輕鬆，“一場大雨一場台風，就意味著10天或者一個星期的糧價高峰，我們就必須果斷出庫，把價格打下來，作為中儲糧本身，既平抑了市場糧價又有了收益。等台風過去了，我們再用船運過去把糧庫補上”。

　　從理論上講，只要調控機構有足夠的調控儲備糧，局部地區糧價的過快攀升都可以被平抑，但問題是，不斷釋放儲備依賴于調控者的不斷吃進市面上多余的糧食──在這輪全球性的農產品牛市面前，它的可持續性就顯得有些脆弱了。這種屬於“臨時存儲糧食”的調控庫存來自于每年的托市收購，而現在市場普遍對米價看漲，農民惜售心理和米商們的囤積欲望都很強烈，政府托市收購價的市場競爭力正在受到挑戰。

　　“國家發改委今年以來連續兩次公布提高2008年稻谷最低收購價9%∼10%，既是未雨綢繆之舉，也足可見調控壓力的艱巨。”廣東華南糧食交易中心的胡鋒是一名資深業內人士和市場觀察者，他注意到，從2004年國家實行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以來，稻谷的最低收購價水平4年沒有任何變化:早稻的最低收購價為1.4元/公斤，中晚秈稻的最低收購價為1.44元/公斤。

　　“這4年中，2004年、2007年由於市場價格一直高于最低收購價，這兩年沒能按最低收購價收到稻谷。2005年按最低收購價收購稻谷854萬噸，2006年按最低收購價收購稻谷1190萬噸，也就是說，4年來共收購最低收購價稻谷2044萬噸。”胡鋒說，“由於2007年沒有收到托市稻谷，目前的托市存量估計很快就可基本耗完。國際米價高漲的傳導作用基本上被阻斷了，但它帶來的心理預期卻在持續擴大，如果發改委襲用舊價，無疑會繼續收不到托市稻谷。”“一旦2008年下半年收購期結束，糧價突然出現大幅上漲，政府就會缺乏來自于托市糧的調控力量。”

　　於是，為了糧食市場的整體穩定，在調控者和糧商之間，就有一場更為針鋒相對的較量。糧源成為問題的全部關鍵，它關係到在緊急關頭誰更有話語權。這方面，至少目前來說，中儲糧並不完全掌握主動，各地中儲糧的分公司對它的對手往往知之甚少，靈活的大小糧商是“坐地戶”，他們更像行動敏捷的“游擊隊”。不開發票、回扣，這些雖然都是些細枝末節的門道，但在糧食收購的環節很多時候卻仍然是一招制勝的武器。和調控機構相比，糧商們能用更少的成本囤積糧源。

　　“大家都以為，中儲糧這麼大的企業，一定能左右市場，其實未必。”魏強說。中儲糧在明，民營糧商在暗，它們對中儲糧的運作規律幾乎了如指掌。比如，從儲備制度建立以來，各個儲備糧庫一直固定維持著“輪換機制”，就是每年將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陳化糧從糧庫輪出，進入市場，再輪入新糧，這樣每個糧庫都允許有4個月用于輪換的“架空期”。魏強說，“因為這4個月是固定的，時間一長，民營企業對我們研究得很透徹，一到糧庫輪出陳糧的時候，他們就打壓市場，把價格壓得很低，他們低價接盤。4個月左右，當我們開始輪入新糧時，他們開始抬價”，“因為糧庫的空倉期不能超過4個月，我們必須要在這個時間內滿庫，往往價高也要收，經濟上就會很吃虧，利被糧商們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