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儲糧：目前糧價上漲仍在可控範圍

　　“手中有糧，心裡不慌”

　　──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總經理包克辛談中國的糧食調控

　　主筆◎朱文軼

　　三聯生活周刊:最近國際米價出現大的漲幅，表面看，由於我們國家在糧食問題上基本實現了自給自足，因而亞洲米價此番上漲幾乎沒有影響，但從一個相對更長的周期，它對國內稻谷供需市場是否仍然構成潛在影響？

　　包克辛:目前不僅是國際米價，包括小麥、玉米、大豆和植物油都處于歷史高位。2007年世界小麥價格上漲了112%，大豆上漲了75%，玉米上漲了50%，大米遲一些，但今年頭一個季度就上漲了42%，勢頭還是很猛。控制物價上漲、抑制通貨膨脹是今年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面對國際農產品價格的迅速上漲，必須隔斷國際價格上漲傳導至國內，同時大力發展糧食生產，做好國內市場的供應保障。目前國家在生產、流通和進出口等各個環節都採取了一些措施，應對國際高糧價是有充分準備的。

　　國家糧食安全的根基在糧食生產，再有就是政府對市場的有效調控。在糧食生產方面，基于我國人多地少的國情，我們看到政府這些年不斷加大工作力度，通過耕地保護、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加大補貼力度和政策扶持等舉措，糧食生產呈現出穩步發展的好勢頭，實現了“緊平衡”的自給自足，為從容應對國際糧價上漲創造了有利條件。

　　儘管如此，對國際大米漲價的問題不能掉以輕心，特別要關注國際米價對我國的長期影響。現在看，全球已經進入一個“高糧價”時期，這就對國內市場心理預期產生一定影響。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說到要嚴格控制出口，這是非常必要的，因為目前出口糧食是賺大錢的，控制糧食出口就在現貨市場上隔斷了與國際市場的過緊關係。當然，期貨市場還是有一些聯繫，包括鄭州商品交易所、大連商品交易所等期貨價格，跟芝加哥谷物市場的期貨價格波動走向還是一致的。

　　當然，嚴格控制出口並不是完全禁止出口。根據海關統計，今年頭兩個月我國出口大米34.5萬噸，同比提高37.31%。有些言論將國際米價上漲歸結為中國停止出口大米造成供應緊張，既不符合事實，也是不負責任的。

　　三聯生活周刊:稻米是一個很敏感的品種，改革開放的30年里，市場糧價數次大起大落，好像均因大米供求波動引起。

　　包克辛:我國以大米為主食的人口已占到60%，稻谷總產量中的86%用于口糧消費，可以說與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關。過去20年，隨著城鎮化水平提高，我國城鎮大米消費量增加了80%以上。目前國際上大米貿易量總共只有3000萬噸，僅占我國消費量的1/6，從這個角度來看，維持一個遠遠高于國際水平的庫存也是意義非凡。不可能指望別人解決我們的吃飯問題，特別是糧食緊張的時候更是如此。

　　前幾年，我國稻谷生產和消費之間一直有缺口，近年隨著國內糧食生產恢復發展，基本實現平衡，可以說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目前我國大米產需平衡有余，還有4000萬到5000萬噸的庫存儲備，完全有能力滿足國內需要，穩定市場大米價格。正如溫總理所言，中國的糧食能自給自足，就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

　　三聯生活周刊:我注意到，溫總理最近有句話被反覆引用，就是“手中有糧，心裡不慌”。國家的物質基礎決定了對很多產品的話語權，有些產品沒法控制，比如石油，因為我們國家產量比較低，一半以上依靠進口，國際上價格上漲就傳導進來了。對控制糧價這一塊，儲備和調控的職責主要是由中儲糧來肩負嗎？

　　包克辛:對中儲糧總公司可能大家比較陌生，這並不奇怪。總公司是2000年組建的，到今年才8個年頭，在國資委管理的中央企業中算是比較年輕的。總公司專職從事中央儲備糧的經營管理，這一塊屬政策性業務，與市場化競爭企業不同，我們的首要職責是將中央儲備糧管理好、經營好，做到數量真實、質量良好，確保國家急需時調得動、用得上。我們的工作更多的是一種“保障”，當消費者既能夠買得到、又能夠買得起所需糧食的時候，這其中的確包含著我們付出的努力。

　　三聯生活周刊:我有個疑惑，我們國家從1995年開始經歷4年糧食豐收，在1998年達到51229.5萬噸歷史最高水平的糧食產量，當時也是“手中有糧”，但國家卻為長期低迷的糧價和過于龐大的庫存負擔付出了沉重代價，並未因為“有糧”而調控從容？

　　包克辛:這正是中儲糧成立的背景之一。事實上，我國政府歷來高度重視糧食儲備，早在建國初就專門建立了應對災荒和戰爭的儲備糧，那時候提出“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到上世紀90年代初，國內糧食大豐收，為了解決農民賣糧難問題，政府將糧食收購起來，建立了國家糧食專項儲備。

　　有了專項儲備，我們成功地平抑了1993、1994年出現的糧食“漲價風”，為穩定市場發揮了很大作用。但那時的儲備制度存在一些弊端，產生了不少問題和矛盾:數量不實、質量不保，出現丟糧、壞糧現象，需要的時候調不出、調不動，銷售也不暢，形成大量虧損壞賬。

　　為了扭轉這一局面，保障儲備制度正常運轉，2000年，黨中央、國務院做出重大決策，對中央儲備糧實行垂直管理體制，決定組建中儲糧總公司。在垂直管理體系中，我們對分布在全國的直屬庫的人、財、物實行垂直管理，各項指令一竿子插到底。有了這樣的制度基礎，政府不但能掌握充足調控糧源，而且具有可靠的調控載體，能有效應對市場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2004年，我國全面放開了糧食收購和銷售市場，再沒有出現過去糧食市場“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

　　總公司組建，國家交給我們最主要的任務是，服務國家糧食宏觀調控，實現“維護農民利益、維護市場穩定、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的目標。這些年我們的庫存糧食品質已經達到歷史最好水平，徹底消滅了陳化糧，能夠隨時提供充足、優質的糧源。

　　三聯生活周刊:糧價是個複雜的問題。從2003年開始的糧價恢復性上漲，通常被看做長期壓抑的農產品價格的合理回歸，但也無法忽視國際市場的影響。當時美國、日本、歐洲、韓國都是採取高補貼政策，多哈回合談判有一條就是要求這些國家放棄補貼，因為它們把糧價壓得很低，整個發展中國家就補不起，農民利益受損嚴重。現在這些國家放棄了高補貼政策，實行了高糧價，糧價又漲得很快。中儲糧要服務國家宏調，但分寸又要中儲糧自身把握，這是不是件困難的事情？

　　包克辛:在談到市場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時候，必須看到，世界各國普遍對農業特別是糧食發展採取扶持和保護政策，而且越是發達國家這一點越是明顯。這說明各國政府都清醒地認識到農業是關係國計民生的基礎和戰略產業，也是最需要保護的弱質產業。

　　落實最低收購價是中儲糧執行國家糧食宏觀調控的重要政策之一。前兩年國家正式取消了農業稅。那之前，農民必須將部分糧食作為“定購糧”賣給國家，取消農業稅後，農民可以自主決定賣給誰，但如果市場價格低于政府制定的最低收購價水平，國家必須實行保護性收購。

　　表面上看，都是農民把糧食銷售給國家，但以前是農民“必須賣”，現在則是政府“必須買”，前者強調農民的義務，後者強調政府的責任。這一點變化，折射出我們對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和市場規律認識的深化，也反映了政府執政理念的轉變。適應這種轉變，從2005年起中儲糧總公司連續3年在10多個糧食主產省開展保護性收購，涉及東北玉米和粳稻、黃淮海地區的小麥、南方早秈稻和中晚秈稻，累計收購9200多萬噸糧食，通過這項制度性安排，加上其他政策配套，徹底解決了“增產不增收”和“賣糧難”等問題。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得到充分保護，才有了從2004年開始的連續4年糧食增產，我們面對全球高糧價挑戰才更加從容。

　　三聯生活周刊:但為什麼糧食增產，又有一系列政策托底，糧價還在漲？

　　包克辛:現在仍是可控的上漲，不可控的上漲才真正是問題了。去年糧價上漲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加上目前我們統計制度上糧食食品所占的特殊分量，在CPI中節節上升的過程中，糧價問題更加突出。

　　為什麼糧食連年增收了，糧價還要上漲呢？糧食價格不單單由市場供求決定，成本推動、市場心理預期和國際市場走勢也有很大影響。換個角度，如果我們沒有採取措施，任由國際糧價上漲衝擊國內市場，就很有可能導致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問題就更嚴重了。

　　去年以來，我們按照政府下達的指令，先後向市場拋售了150萬噸玉米和45萬噸植物油，同時保持常年、定時通過糧食批發市場挂牌拍賣形式，累計銷售近7000萬噸最低收購價小麥和稻谷，加上我們及時組織中央儲備糧輪換出庫，這些穩定、持續的市場投放，增加了市場供給、穩定了市場心理預期。如果沒有這些強有力措施，即便是糧食供需總量保持平衡，也可能因為一些中間商的囤積投機和推波助瀾，造成難以預計的放大效應。

　　要把國內糧價控制在合理水平並不是一點都不能漲。目前國內糧價水平與快速增加的農業生產成本相比，仍然屬偏低水平，農民種糧的比較收益仍然不高。在能夠承受的範圍內，把糧價提高一些，有利於維護農民利益和種糧積極性。其實這個事情政府已經在做，前不久就決定提高今年小麥和稻谷的最低收購價水平。糧價一頭是農民，一頭是市民，兩方面利益要統籌兼顧。

　　三聯生活周刊:那我能否理解，我們的糧食“緊平衡”是CPI和農民收入雙重保証下的一個妥協產物？從一個市場調控者的角度，如何理解糧食的“緊平衡”？目前打破平衡的外力有哪些？如何去繼續維持這種平衡？

　　包克辛:糧食“緊平衡”應當說是我們調控力求實現的目標，是從我國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要求出發的現實選擇。為什麼是“緊平衡”，平衡有余多一些不是更安全嗎？糧食生產是一種資源依賴性很強的產業，我國耕地、水資源數量有限，資源負荷較重，能夠實現糧食基本自給已經十分不容易。去年國內糧食總產量達到50150萬噸，但與不斷增長的消費相比還有缺口。考慮到糧食關係到一國政治經濟社會穩定，中國吃飯問題主要還要靠自己解決，國際市場的資源可以為我所用，但是不能過多依賴。我想這次國際大米漲價後各國紛紛控制出口已經給我們敲了警鐘，“緊平衡”是我們要努力實現的目標。

　　產需有缺口並不可怕，關鍵是要力求使缺口不能過大。缺口大了，過分依賴進口，只能被動接受國際糧價波動的風險，糧價作為百價之基，無疑會增加國內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有一些缺口，完全可以通過儲備這個“蓄水池”加以彌補，也可以通過國際市場進行余缺調劑，同時為國內糧食價格合理提升留出上升空間。這里面就需要宏觀調控，在CPI和農民收入之間取得平衡。

　　實現“緊平衡”目標，最根本是加強農業和糧食生產。此外我想，應該從國家戰略層面對國際糧食安全進行評估。例如，美國的燃料乙醇政策，歐盟要擴大生物柴油使用等等，現在看這些政策對世界的糧食供求格局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果我們對此不進行評估，盲目跟風，必將影響“緊平衡”目標實現。再者，應當在引進外資的同時從國家經濟安全方面進行評估。我國在油脂油料產業上高度依賴國際市場，而國內大豆種植萎縮，油脂加工能力被外資控制，增加了我們調控油脂油料市場的難度，這方面的教訓應當認真汲取。

　　三聯生活周刊:在通脹壓力面前，中儲糧在平抑糧價波動上是不是更為不易？

　　包克辛:去年我們的確一年都在忙，任務繁重，收購、騰倉換庫、投入儲備，全年都在做。糧食跨區域調運曾經是糧食工作的大難題。過去糧食多的時候，有的地方視糧食為包袱，沒人願意調入;糧食緊張時候又不願意調出，極難協調。從2006年開始，國家有計劃地將最低價收購的糧食從產區向銷區和缺糧地區調運，先後給中儲糧下達了1000萬噸的調運任務。由於這部分糧權屬於國家，調運的執行主體只有中儲糧公司一家，就便于協調，不會出現扯皮現象，所以整個調運效率非常高。

　　今年國家糧食宏觀調控的目標是保障糧食基本供給不脫銷、不斷檔，糧食市場價格不大漲、不大落。中儲糧總公司的職責就是全力落實國家有關政策。有充足的糧食儲備，供給方面不脫銷、不斷檔應當沒有大問題。有國家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托底，糧食市場價格也不會大落，重點是實現價格不大漲。

　　抑制糧食價格過快上漲，現在主要是採用向市場投放儲備糧，增加市場供應的辦法。國家在投放方式上在不斷改進完善。去年植物油價格上漲過程中，我們在批發市場拍賣了20萬噸儲備油，卻發現石沉大海，油價還在漲，後來我們調查，有的加工商買了以後囤積起來，自己獲利，所以這20萬噸油完全沒有收到預期的調控效果。今年我們就改變辦法了，第二次拍賣25萬噸儲備油，採取定點定向銷售，要求加工後直接供應市場，市場油價迅速回落，效果明顯。不僅在植物油上，在拋售儲備玉米時也採用定向銷售給終端用戶的辦法，儘可能壓縮中間環節，讓利給消費者。今後，我們還要根據實際情況，改進調控，不斷提高執行宏觀調控任務的能力。

　　三聯生活周刊:中儲糧承擔著政策性業務，但同時又是企業，也要完成國資委的經營業績考核。在調控任務的具體操作上，如何把企業行為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起來？

　　包克辛:從理論上講，企業是有自身利益的，而政府宏觀調控著眼于社會利益，兩者之間有不一致。從現實上講，上世紀90年代，我國糧食流通中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國有糧食企業“逆調節”，價格越高就越搶，價格低了跟著拋，追漲殺跌，人為造成糧價波動，也形成很大的虧損。

　　那麼是不是企業行為和國家調控就無法統一呢？我認為這個並不矛盾。企業行為取向就是要體現出資人的意志，中儲糧總公司的出資人是誰？是國家。那麼在市場操作上國家要求中儲糧總公司做什麼呢？說白了，就是“高拋低吸”──市場上需求大于供給時，價格就會上揚，這時候就需要你往外拋，增加供給，平抑市場;反之，市場上供給大于需求時，價格就會下跌，你就要吃進，擴大需求，把糧價托住，而不是剛才說到的“追漲殺跌”。把這個彎扭過來了，企業行為就和國家調控一致了，效益也出來了，中儲糧就會成為市場上的健康力量。

　　去年有段時間就出現了連續性糧食價格較低的情況，這時候就會傷農，會影響農民種糧積極性，進而可能影響農民種植結構變化，導致未來供給風險。我們就大量吃進，通過這種途徑把市場的糧價穩住。實際上整個托市價格是經過計算的，產區的收購價加上各個環節的費用，包括運輸、保管、人工、包裝、物料等，到銷區基本保証一個微利，就是不能虧，但是想賺大錢也賺不著。

　　三聯生活周刊:我理解，現在中儲糧所做的基本上就是兩頭調控，銷區和產區的調控。對銷區而言，就是不斷實行適當拋售，以維護銷區價格的相對穩定，讓它保持有點微漲的態勢，漲得過多當然不行;另一方面，在產區托市，不讓糧價大跌。但這是一個理想狀態，我知道中國糧食供應整體呈現出“北糧南運”的格局後，對於產銷之間的銜接存在著特別嚴峻的考驗，糧食儲備主要集中在產區，銷區則嚴重不足，而運輸環節又嚴重掣肘。往往同一時間，銷區糧價越漲，產區糧價越跌，而一旦銷區發生供應危機，恐怕平抑糧價波動的風險和難度將大大增加。

　　包克辛:糧食供求，尤其是大米供求的結構性和區域性矛盾一直存在。結構性主要在品種上，比如這些年優質品種的稻谷消費量增加不少，同時隨著城市流動人口增加，秈稻需求又有所回升。

　　目前比較突出的是區域性矛盾，比如說東北地區是我國粳稻主產區，去年的粳稻商品量達到2000萬噸，但由於存在運力瓶頸制約，糧食豐收了運不出去，賣不掉，價格往下掉。前不久，我們已經在黑龍江和吉林啟動了粳稻最低價收購，在遼寧也開始臨時收儲粳稻，阻止價格下滑，這也的確客觀反映出供求的區域性矛盾和現實壓力。

　　再比如，南方銷區和大中城市消費量大，也是價格形成的地區，但是這些地區的儲備庫存規模比較薄弱。這其中有歷史原因，因為當初建設糧庫時就向主產區傾斜，當然，現實原因也不能忽視，現在糧油加工業都向產區集中，如果原糧大量儲存在銷區和城市，加工就成了問題，甚至出現一些儲存在銷區的原糧還要拉回產區加工成成品糧的現象。

　　今年年初冰雪災害發生，幸虧去年四季度就要求城市成品糧儲備不少于10天的消費量，現在看來冰雪災害中成品糧儲備做得較好的地方就沒問題，直接從庫里調出來供應市場。幸虧這次災害是在南方，南方的幾個產區除貴州之外都存量不少，當地還都有一些大米加工能力，直接出庫以後加工好就可以供應市場。如果這種重災發生在銷區，問題可能就比較大了，當地沒有什麼加工能力，一旦再沒有成品糧庫存，應對災難的難度就比較大了。

　　解決區域性供求矛盾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中儲糧總公司有一些有利條件。我們的垂直體系具備庫點多、分布廣、設施設備齊全的網絡，在銜接產銷區上具有獨特的優勢。銷區糧少了我們就地投放，並以產區的糧源作為保障;產區糧多了我們就收，等運力緩解再補充銷區。我們一些庫點有加工廠，規模不大，運作靈活。發揮垂直體系優勢，需要進一步健全產業鏈條，往前延伸增強我們在糧食產區的收儲能力，往後延伸增強我們銷區供應能力，一收一放，產業鏈就形成了，平衡產銷區間供求的能力也增強了。

　　三聯生活周刊: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和很多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一樣，是一個權責逐步明晰的過程，中儲糧在宏觀調控中如何處理和地方調控力量的關係？

　　包克辛:你所說的中央調控和地方調控，具體到糧食儲備制度，表現為中央儲備和地方儲備的關係。按照中央和地方事權與財權對等的原則，中央儲備由中央財政拿錢建立，負責全國範圍的糧食平衡和應急處置;地方儲備由地方財政拿錢，負責轄區內的糧食平衡和應急處置。

　　按照國家糧食應急預案，如果出現糧食緊急狀況，儲備糧動用的順序是先地方、後中央，可以說地方儲備是一線，中央儲備是後盾。這里面就有一個分工協作問題，各級儲備機構之間的功能配置應當調整。

　　目前我們國家糧食儲備分中央儲備和地方儲備，中央儲備這塊由中儲糧總公司直接管理到儲備糧承儲企業，地方儲備這塊在各地可能繼續分為省級、市級和縣級，這樣就形成中央到地方的4級儲備。這4級儲備基本都是儲存原糧，現在看來需要調整。

　　既然地方儲備是應急動用的第一線，成敗的關鍵就是反應要快，控制住事態，必須要立即投放和供應市場，而原糧顯然不符合要求。在危急時刻特別是市縣一級的儲備和大中城市的儲備，更需要以大米、面粉、小包裝植物油等成品糧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