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溫州已經成為財富的符號，在這里，不少刑事案件的發生多與財富直接關聯。

　　財富聚集地，一定程度上成了不同的求富觀激烈衝撞的“戰場”。

　　財富似乎正變換著視角，重新審視著人們的安全感、幸福觀，考量著社會狀態的穩定性。

　　溫州富商近年的種種危險遭際令人深思。

　　掘“金”殺手

　　一方是剛剛走上社會的大學畢業生，囊中羞澀，前途未明，卻發財心切；他們苦心謀劃殺人劫財，成功臥底，取得了目標的信任；

　　另一方是事業成功的年輕老板，求賢若渴，卻毫無戒心，全不知危機四伏，命在旦夕。

　　撰稿／楊 江(記者) 鄭光雨 葉 鋒

　　一出溫州永強機場就是溫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所在的龍灣區，由機場至龍灣區公安分局有十多公里的路程，沿途民營企業一家挨著一家。

　　國慶前夕，龍灣區公安分局公布了蹊蹺的林璟“失蹤案”真相，在區內3萬多個民營企業主中引起了不小的震撼：林璟已被人殺害，並埋尸荒野。

　　而殺害他的凶手，竟然是他企業中的左膀右臂，湖南大學的兩個畢業生。他們處心積慮，埋伏了整整6個月，只為了實現一個陰謀：劫得自己的第一桶金。

　　“以往都是社會上的不法之徒盯著我們，怎麼現在連大學生都對我們下手了呢？！”一個溫州老板說。

　　文弱凶手

　　10月13日，溫州市看守所，瘦弱的卓科被帶到了審訊室。這個27歲的小伙子眉目清秀、舉止儒雅，主動與我們微笑著點頭招呼。“連我們都無法想象他竟是連殺兩人的凶手！”龍灣區公安分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胡建忠說。

　　卓科在獄中寫了一封長達6頁的懺悔書，對自己的人生變軌歷程作了回顧與反省。他出生在四川省樂山市一個貧困的小山村，從小，他的成績就一直遙遙領先于同學。小山村從未出過一名大學生，卓科因此被村里人寄予厚望。

　　由于家中經濟拮據，為支持卓科念書，小他兩歲的妹妹念到初中就輟學務農。而樸實的鄰居們只要有一點好吃的就會拿一些給他補充營養。

　　卓科沒有辜負鄉鄰的期望，1998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湖南大學數學與計量經濟學院，村民為此樂開了懷。

　　城里的世界繁花似錦，大學生活也是豐富多彩，但對于卓科這樣的“窮小子”來說很多“精彩”可望而不可及。卓科第一次強烈地感覺到貧窮令自己“彎腰做人”，大學生活留給卓科的是一段“很沒面子”的記憶。

　　卓科有些自卑，他曾向審訊的民警說自己不能融入同學們的交際圈子，很少參與學校的活動，甚至與同寢室的同學都很少交流，孤獨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天地，其實就是家里人在他考上大學之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給他買的那台電腦。

　　卓科對電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他並不玩游戲，每天琢磨的都是在外人看來極其枯燥乏味的程序代碼。因為終日琢磨，他的電腦水平突飛猛進。大三那年他設計編寫的企業資源計劃軟件已經令一些國內知名軟件公司垂青。

　　記者赴看守所採訪的前一天，“神舟六號”成功發射，卓科已經從電視中得知，他低垂著頭，神情黯然，“我畢業前已經有一只腳踏進了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但我後來實在太不爭氣……”，卓科說，如果不是後來的變故，他很有可能參與一項對飛船軌道的監測工作。

　　因為沉迷電腦，卓科的很多科目“紅燈高挂”。就在快畢業的節骨眼上，他的最後一門功課成績出來了，他的主學科只修到了19.5個學分，而學校要求修滿20分才能畢業。卓科因此沒能拿到畢業証書。

　　但他還是抱著一絲僥幸心理收拾行李前往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報到，高科技中心要查看他的畢業証，卓科很為難，謊稱因為拖欠學費，學校沒有發畢業証。卓科被暫時收留下來。

　　謊言終究被戳穿，3個月後，卓科因為畢業証的問題返校重修。為這0.5個學分，他本已債台高築的父母雪上加霜，幾乎借遍了所有認識的人。

　　卓科說，再次回到長沙，他已無心投入學習，每天都生活在燈紅酒綠中。在酒泉工作3個月獲得的報酬很快花完了。

　　他到廣東打工，頻繁跳槽，都覺得不如意，因為沒有畢業証書，他的工資要比同學歷的人低兩三千元。工資除了房租和吃飯，所剩無幾。這與他在大學想象的社會生活相差甚遠。

　　卓科覺得周圍人都過得比他好，他聽說，一些大學同學不是讀研究生就是事業小有所成。這讓他的心理很有壓力，也極其不平衡。

　　卓科與一個女孩走到了一起，但對方已經有一個相戀8年的男友，卓科試著問女孩：“你跟我結婚吧。”對方回答：“好啊，你有100萬元，我就嫁給你！”卓科覺得很震撼，他從未如此強烈地覺得羞恥，也從未如此強烈地感覺到金錢的重要性。

　　血腥思考

　　望著馬路上穿梭的名車和嬌艷的女子，每天輾轉公交車的卓科覺得社會對他很不公平。就在他窮困潦倒之際，與他同是校友又是老鄉的羅吉軍，也處在相似的處境中。兩個此前並不熟悉的人通過QQ聊天一拍即合。

　　28歲的羅吉軍也是2002年畢業于湖南大學的，當時已是廣州一家化工集團的一個部門經理，羅吉軍見到卓科後，為了展示自己“事業有成”，幾乎帶著卓科逛遍了各類高消費場所。

　　羅吉軍用起錢來沒有顧忌，一個晚上少則一兩千元多則五六千元。這樣奢華的生活沒能支持多久，不久，這家化工集團的負責人因經濟問題“倒台”，羅吉軍也因為人事斗爭被趕出單位，羅吉軍說，他的心理從此轉變。

　　兩人來到深圳。羅吉軍對卓科說，都快30歲的人了，如果繼續找工作，命運也只不過再次掌握在了別人手上，所以不管怎樣都要自己當老板。但此時他們倆一貧如洗，連房租都拖欠了一個多月。

　　一天晚上，羅吉軍帶了兩盒方便面算是請卓科吃飯。兩人的話題又繞到了辦企業賺錢上。

　　羅吉軍告訴卓科，他也是從山村里考出來的，家里非常窮，父母為了他幾乎花光了所有的積蓄。“這個社會比的就是錢，有錢就是大爺，有錢看誰還敢欺負咱？！有錢就有女人，就有好車。”羅吉軍給卓科做思想工作。

　　卓科感同身受，傷心而泣。“我覺得社會很不公平，和我一樣大的城里同學，就因為父母有錢，起點高，進了社會機會比我們多好多。”羅吉軍回答記者。

　　羅吉軍勸卓科，資本的原始積累都是血淋淋的，別看那些富豪們現在風光無限，當時還不知道幹了多少偷雞盜狗的事情。經過一定的運作，那些人把原罪都“洗白”了，也就沒什麼問題了。

　　卓科被說動心了，兩人定下了一個共同的目標──30歲之前要賺到第一桶金，給父母過上好日子！

　　羅吉軍終于道出了殺人劫財的想法：“我們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智商高，警察也是人，沒幾個比咱們聰明，要幹就幹大的。這些老板的錢來得都是不幹淨的，我們搶他的錢辦個企業又有何不可？”

　　“搶了之後該怎麼辦？”卓科問。

　　“殺！”羅吉軍冷冷地扔了一句。

　　劫殺司機

　　因為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下手目標，羅吉軍和卓科一直靠打散工維持生計。2004年9月，卓科和羅吉軍發現他們幾乎是在社會最底層勞作，根本沒辦法和老板接觸。

　　他們對原計劃作了些小小的改變，為了能和有錢的老板接觸，也為了以後踩點時方便，他們決定搞輛汽車。因此，作案目標暫時由老板改為司機。

　　經過20多天的謀劃，一天晚上，兩個人在深圳桂芳苑小區上了一輛做出租生意的“黑車”，這是一輛本田轎車，羅吉軍與卓科謊稱要前往南山科技園。

　　車很快到了目的地。剛才還和司機談得熱乎的羅吉軍突然凶相畢露，拿出水果刀頂在司機的腹部說“搶錢”，而卓科則用刀頂住司機的脖子並電擊司機。

　　羅吉軍從司機身上僅搜出了100多元人民幣、40多元港幣及一只諾基亞手機。在他的示意下，卓科在幾分鐘內勒死了司機。

　　卓科回憶這幾分鐘很漫長，仿佛是過了兩三年。他一身大汗，像虛脫了一樣。“我此前連雞都沒有殺過。”

　　羅吉軍很冷靜地開著剛搶到手的本田轎車快速駛往中山市處理尸體。令他們始料未及的是，那輛轎車因為一名保安的懷疑差點惹出“麻煩”。車子停在他們租住的房下兩三天後，一名保安忽然來查驗。慌亂中，羅吉軍把一張在學校時使用的身份証給了保安。

　　他們驚恐萬分，為了避人耳目制作了假身份証。因為在大學時就聽說溫州人很有錢，羅吉軍與卓科商議後決定棄車逃離廣東，到溫州另找發家創業的機會。

　　時至年關，他們不敢跟家里人有太多的聯系，到了溫州幾天，因為沒有找到工作，兩人決定去溫嶺。在溫嶺，羅吉軍的哥哥打電話說家里有警察找他，說他的身份証有問題，羅簡單地敷衍了幾句就將電話挂了。之後兩人再次回到溫州，但卻產生了矛盾，羅吉軍覺得自己年紀大，社會經驗多，而卓科不聽他的話。在很長的一段日子里，兩人沒有了聯系。

　　卓科使用假身份証在一個網吧做網管，其間認識了網吧內的女收銀員，湖南人，兩人情愫暗生，卓科將自己與羅吉軍在深圳殺人的事改編為打架時不小心將對方捅死，取得了女友的諒解。

　　溫州人的富裕很快令卓科暫時平靜的心又起波瀾，他重拾了在30歲之前賺到第一桶金的夢想，與羅吉軍再次走到了一起。

　　羅吉軍是個很有心計的人，他認為在深圳做的那起案子雖然沒有什麼破綻，但還是過于魯莽，他打算在溫州大幹一場。

　　羅吉軍說出了整個計劃，卓科嚇了一跳，覺得甚至在電視劇或電影里也從未見過這樣的情節。

　　老板遇害　

　今年年初，溫州做皮革化工貿易的老板林璟因為企業發展，在互聯網上發帖子尋聘一名大學生。羅吉軍化名“羅輝”應聘，因為專業對口，幾乎沒有花費任何周折就被錄用。他非常努力，在老板面前處處表現自己，很快贏得了老板的信任。

　　羅吉軍幾乎成了林璟的左膀右臂，甚至住進了老板家。但羅吉軍殺意已決，他要繼續自己一年前醞釀的發財夢。為掩人耳目，今年5月，羅吉軍以“回老家做生意”為借口辭職，其實早已暗中配了一把老板家後門的鑰匙。卓科隨後也辭去了網吧的工作。

　　兩人密謀了很久，他們上互聯網輸入關鍵詞“搶劫”，調研所有關于搶劫的案子，分析作案方案，並在龍灣區租了一間房子作為落腳點，跟蹤林老板，還利用他人身份証辦了三張准備用于轉賬的農行信用卡，並擬好了銀行轉賬的計劃。

　　兩人還找了一個幫手，承諾給對方3萬元的報酬。他們計劃：由羅吉軍在外面放哨，卓科帶領幫手將夜歸的林老板“弄”上林自己的車，然後開到一個空房子里，逼迫林璟交出銀行卡和密碼，經過確認後殺人滅口。

　　但是，在與幫手接觸後，羅吉軍和卓科兩人覺得對方“腦子太簡單”了，而且不可靠，于是中途放棄這個計劃。

　　7月初，卓科和羅吉軍開始對林璟家的踩點，20天後，他們對林的生活習慣了如指掌：林一般半夜回家，屋內就他一人。他們精心准備了作案工具並就埋尸地點作了多次選擇。

　　隨後，兩人守候在林璟房前的簡易棚里，尋找下手機會。7月28日凌晨1點左右，一道燈光從遠處射來，林璟開著車回來了。半個小時後，羅吉軍用事先配好的鑰匙打開了林家一樓的房門，他們用絲襪套在頭上，戴上了口罩，徑直來到了三樓的臥室。

　　臥室內的電視還開著，但林老板已經睡著了。兩人悄悄地潛入，把刀架在林老板的脖子上。羅吉軍怕被林辨認出聲音，還特意將鼻子塞上以改變聲音。林老板被突如其來的聲音驚醒並表示願意配合。

　　隨後，兩人把林璟雙手、雙腳反綁起來，並用膠帶紙蒙住了林的眼睛。羅吉軍翻林璟的錢包，令他們失望的是，包內只有800多元現金，羅吉軍又從林老板的褲兜里搜得800多元現金，還有一部手機。

　　羅吉軍逼迫林璟交出銀行卡，林璟表示卡放在辦公室里，而辦公室鑰匙在秘書那里。羅吉軍不信，拿了林璟身上的一串鑰匙到鄰近的辦公樓試了一番，發現真的打不開辦公室的門。

　　羅吉軍沒想到准備了這麼長時間，竟然忽略了老板沒有辦公室鑰匙這一個關鍵！他又折回臥室。卓科提議“就這麼一點錢，沒有必要再殺一個人”。但羅吉軍不肯，表示“我們是用鑰匙開了門進來的，不做了他，肯定會懷疑到我頭上來”。

　　兩人將繩子套進林璟的脖子活生生將其勒死。為避免留下痕跡，羅吉軍整理了床鋪，將被子疊得整整齊齊，並擦洗了衛生間，隨手取走了林老板的一套衣服。

　　隨後，兩人把林璟的尸體搬到林的車上，羅吉軍駕車駛到了兩人事先選好的埋尸地點──龍灣瑤溪的某山腳下，待到埋好尸體，天已漸漸發亮，兩人在小溪內洗了澡。

　　一個小時後，他們將林老板的車子停在了一個人員複雜的路旁，以便順利讓人偷走，借此迷惑警方的視線。平分了財物後，兩人分道揚鑣。

　　水落石出

　　龍灣區公安分局刑偵大隊胡建忠副大隊長頗為感慨，他說，羅吉軍、卓科接受了4年的高等教育，思維相當縝密，他們費盡心思偽裝了林璟失蹤的跡象。羅吉軍的如意算盤是：如果警方沒有發現尸體，現場也沒有留下作案痕跡，就會以為是普通的失蹤案，而非刑事案件，不會大力偵破；而將轎車開到人員複雜的地方，很容易被小偷偷走。小偷就會成為最大的嫌疑對象，即便警察抓到小偷，偵破線索也會就此中斷。

　　卓科因為女朋友在溫州工作，留在溫州一網吧繼續打工，而羅吉軍則逃出了浙江。令他沒有料到的是，他畫蛇添足地整理林老板房間，卻露出了馬腳。

　　7月30日，溫州警方接到林璟親人的報案，說林多日音訊全無。龍灣公安分局刑偵大隊的民警當即就有不祥預感。警方從保姆處了解到一條重要情況：林璟離異後不拘小節，平時起床後從來不疊被子，而他失蹤的那一天被子卻疊得整整齊齊。

　　結合林璟私營企業主的身份，警方斷定這不是一起簡單的失蹤案，林璟很可能已經遇害。但羅吉軍二人精心布局，使得案件撲朔迷離。警方在排查了林璟兩年之內交往過的業務單位、同行競爭者後，在8月下旬發現員工“羅輝”的疑點，並發現了卓科的蹤跡。

　　9月14日，卓科被抓獲，在大量証據面前，他最終交代了伙同羅吉軍兩次搶劫殺人埋尸的犯罪事實。

　　幾天之後，龍灣警方獲悉羅吉軍在上海青浦一家化工塗料廠內出現過。偵查人員拿出了羅吉軍的照片，該廠人事部主任辨認後反映羅吉軍在公司里的名字叫“張志華”，系新進員工，已被安排到山東出差。

　　當天凌晨4點多，胡建忠副大隊長帶人趕到山東，在羅吉軍入住的招待所門口將其抓獲。

　　“幸虧及時抓獲羅吉軍，他已經物色了下一個作案目標，就是上海青浦這家化工塗料廠的老板。”在胡建忠最初將這一消息告訴青浦這個老板時，對方並不相信，等胡建忠拿出証據時，老板被嚇出一身冷汗、渾身疲軟。

　　羅吉軍在接受採訪時多次表示，“在我看來，成功不等于有錢，有錢卻一定是成功。我一定要有錢，憑什麼有錢人面臨的機會就比我們農村的孩子多？！”

　　羅吉軍始終認為資本的原始積累都是血淋淋的，他回答問題時咬文嚼字，斟酌再三，回避一切可能對自己不利的細節，並試圖將責任推卸至卓科身上。

　　相比之下，卓科較為單純，他說，在看守所這一個月，他想通了，是自己畸形的求富觀導致了最終萬劫不複。

　　在被押送至溫州市看守所後不久，他的父母從四川千里迢迢趕到溫州，父母難以相信文弱的兒子竟成了殺人凶手。“因為沒有開庭，他們見不到我，那天在看守所門口，一個人說他認識所長，可以找通關系，但要借我媽的手機打個電話，我媽就給了他，手機就這樣被騙了。”

　　卓科苦笑，“這個社會怎麼這樣的人都有？！”而胡建忠感慨，卓科在殺害林璟後，將林璟的衣服、手表藏在宿舍，一直沒舍得扔掉，留著自己穿戴。

　　卓科對記者表示，他唯一的願望是，如果被執行死刑，捐獻器官以減輕自己的罪惡。但他不知道的是，由于他們的罪行，一家本是蒸蒸日上的企業如今運轉幾近停止，而溫州老板危機感驟升：溫州民企的“富一代”大多數都是農民起家，文化水平很低，企業壯大後遇到技術、管理等瓶頸，急需高學歷背景人才的輔佐，因此大學畢業生很受溫州當地老板的歡迎。如今卻平添一種不信任感。-

　　從女企業家到綁匪頭目

　　買凶殺人博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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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州富人安全現狀考察

　　用“快樂”關照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