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自己也想給讀者指出道路的，只是沒有辦法，指不出道路，所以很痛苦。”

　　撰稿／陳思和

　　?熥髡咚得鰨鶴蛺彀徒鶼壬?去世，《新民周刊》要我為之提供有關巴金先生的資料。我從筆記本上找出一段于1990年初與巴金先生的談話內容，當時我所寫的《人格的發展──巴金傳》出版不久，巴金先生閱讀了該書後，針對書里所提到的一些問題所作的回答。巴金先生事先是作了准備的，所以我一進去，他就根據我所擬的問題作解答，基本上是他說我記錄，偶爾有些插話。我記錄下來是為了以後修改這本傳記時用的，後來有一家雜志做世紀印象專欄，要去發表過。但好像巴金先生的文集里都沒有收錄，新近再版的《再思錄》里也沒有收錄。但我覺得里面說到的內容，對于理解巴金先生的生平和創作是很有新意的。所以交由《新民周刊》重新發表。巴金先生的原話我沒有改動，但對我的說明和插話卻有所更動。特此說明。??

　　1，問：我在《人格的發展》中有一段話是想描述您在30年代選擇人生道路的困難和痛苦，我說，“1930年以後，他成為一個多產作家而蜚聲文壇，擁有了許許多多相識與不相識的年輕崇拜者，但這種魅力不是來自他生命的圓滿，恰恰是來自人格的分裂：他想做的事業已無法做成，不想做的事業卻一步步誘得他功成名就，他的痛苦、矛盾、焦慮……這種情緒用文學語言宣洩出來以後，喚醒了因為各種緣故陷入同樣感情困境的中國知識青年枯寂的心靈，這才成了一種青年的偶像。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敗就是巴金的成功。”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

　　巴金：我常說自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我對自己所走的道路，一直不滿意。我在年輕的時候，常常想搞社會革命，希望對人類有比較大的好處。但有時想想，還是做一個作家，用筆寫出自己心里的感情。我說過我不是個文學家，也不懂藝術，這是說真話。我拿起筆寫東西，就是因為對社會不滿，肚子里有感情要傾吐，有愛憎要發洩，我才寫東西。但是有一點我沒想到，我成為一個作家也許比較符合我的性格，所以是意外的順利。

　　2，問：我覺得您創作《激流》等自傳性小說時，是誇張了少年時代家庭的封建專制性，而不是您童年時代的實際的狀況。

　　巴金：你說到我寫作的“誇張”問題。其實我寫小說與真實情況不完全一樣。我接受了“五四”反封建的思想，用反封建的眼光去看家庭。譬如我的祖父，你有些想法很好。(指我在《人格的發展》中分析了巴金祖父其實是個思想開明的紳士──思和附記)不過我小時候從眼睛里看出去，祖父的權威是不可動搖的，在舊家庭中家長與子孫輩感情隔得很遠，我只有每天請安時看到他，所以我把他當作封建的代表去寫。還有我大哥，他在這個家庭里發了神經病，一個人坐在轎子里，把玻璃都砸碎。我那時一個人深夜在房里，聽著這樣的聲音，心里很激動，我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認識家庭的真相，開始學會把憤怒寫下來，就是這樣走上寫作道路的。我大哥後來病一直沒有好，他最後的自殺也與病有關系。我創作《家》的時候，大哥正好自殺。所以我寫《家》就是反封建，並沒有考慮其他問題。

　　但是寫小說與寫真人真事是不一樣的。我在小說里攻擊的是舊制度，不是對個人。我在小說里把二叔寫成高克明，是個守舊派，其實我二叔對我們不錯，他給我們講解過《春秋左傳》，講過《聊齋》中《席方平》，也是教我講真話的一位老師。我在《懷念二叔》里說過，在我們老家找不到一個老頑固了。

　　我寫《家》最初是在報上連載，還沒有什麼壓迫，但到寫《春》的時候，國民黨的控制就嚴了，如果再寫《滅亡》這樣的題材要被禁止，那時靳以創辦《文季》，我就接著寫封建家庭的東西，比較容易通過。

　　3，問：您好像翻譯過蒲魯東的《何謂財產》，但我一直沒有找到這本書。

　　巴金：1929年，我從法國回來，譯了兩部東西，先是譯克魯泡特金的自傳(即《我的自傳》，這是巴金譯的第三部克氏的著作，前面兩部是《面包與自由》和《倫理學的起源與發展》，都由自由書店出版──思和附記)，最初是由新民書局出的，接著就翻譯了蒲魯東的《何謂財產》，當時有個留法的朋友朱永邦，他回國後主持自由書店工作，我也在那里當編輯。他譯了一部蒲魯東的著作，吳克剛也譯了一部。朱永邦建議我們把這三部譯稿交給商務印書館一起出，由他負責聯系。我們就把譯稿交給他去處理，可是交出去後就沒有下文了。不久，“一•二八”戰事爆發，商務印書館遭受炮火，許多書稿都被燒毀了。我有一部小說稿，也被燒掉。大約這三部譯稿就此不存在了。《何謂財產》的前半部譯稿，在《民鐘》上連載過一些，我後來還為它寫過一篇書評。

　　4，問：您與蕭珊在抗戰中走了很多地方，我寫這一段時特別沒有把握，不知道寫得對不對？

　　巴金：蕭珊在抗戰時候三次到桂林。我們在1936年認識。抗戰爆發後，我在廣州編《烽火》，她也在那兒，我們一起在廣州淪陷前夕逃出來，這是第一次到桂林。那是1938年11月。第二年我和她經過金華溫州回到上海，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她複習功課，不久就南下，與朋友抱樸的妹妹秦滌清一塊到香港，轉道越南進入雲南，到昆明上大學。她先考上中山大學外文系，讀了不到一年，就轉到西南聯大外文系，我在1940年去昆明看她，然後回到四川故鄉。第二年暑假，我再次去昆明看蕭珊，我們一起由昆明到桂林，還有一個男生王文濤在一起，這是第二次到桂林。我主要負責文生社桂林辦事處工作，王文濤也留在那兒工作。蕭珊在開學時又回昆明去繼續讀書。不過沒過幾個月，她第三次來桂林，再也沒有去昆明，一直到1944年我們結婚。所以她大學沒有畢業。

　　5，問：能否請您談談市場經濟與文化出版工作的關系。現在商品經濟對于文化出版的衝擊很大，許多嚴肅的出版物都面臨難以維持的問題，您在1935年與朋友辦文化生活出版社時是怎樣面對這些問題的？這也是文化出版與知識分子的人文理想的問題。

　　巴金：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在1935年辦起來的。那時也有商品經濟和文化市場的矛盾。出版不景氣，文藝書籍，特別是翻譯的文藝書籍，都找不到出版社印。人家都說現在沒有人看文藝作品，我就不相信。後來編了《文學叢刊》、《譯文叢書》，銷路都不錯。局面也打開了。現在出版碰到的問題主要是體制的問題。現在出版社人多，開銷就大，那時人少，而且我們幾個人都是義務的，沒有人想賺出書的錢，一本書初版800本、1000本，本錢就不虧了。抗戰時期我在上海，出版情況不好，印刷廠都很空閒，只要有稿子，排印很快，我那時編了好幾本書，像艾蕪、屈曲夫、羅淑的作品，都是那時編的。書印出後到大後方去賣，銷路都很好。在廣州時期，飛機每天在頭上轟炸，我們照樣搞出版工作，那時只要是對抗戰有利，我們什麼也不在乎。後來在大後方就困難一些，主要是郵寄不方便，但嚴肅的文藝作品還是受歡迎的。我的《憩園》賣得好些，其他的書大約也是初版1000本。那時出版物也混雜了許多色情的無聊的讀物，我們出嚴肅文藝就是跟它們斗爭。在《第四病室》里寫到過這些。(巴金在《第四病室》的《小引》里說：“在這紙張缺乏的時期中，我們多耗費一些印書紙，使色情讀物的產量減少一分，讓我們的兄弟子侄多得到一點新鮮空氣呼吸，我們也算是報答了父母養育之恩，或者照另一些人的說法，是積了陰德了。”──思和附記)我自己一生寫文章，從來沒有為了錢寫過文章，可以說沒有一篇是當商品賣的。

　　6，問：您一直說自己是個業余作者，這“業余”是什麼意思？

　　巴金：我寫文章也是有矛盾的，有時也很痛苦，過去批判我沒有在小說里為讀者指出一條道路。其實我自己也想給讀者指出道路的，只是沒有辦法，指不出道路，所以很痛苦。我在解放後的大批判面前投降過。所以，現在我走成這個樣子，並不是我的本意。(插話：“那麼您在年輕時，有沒有想象您到了90歲以後，應該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我希望搞實際事業，對人類更有好處。(插話：“那麼，按您的個性，假如您參加了實際的革命活動，您的結果可能會怎樣呢？”巴金笑了。)所以，我說我充滿矛盾呢，知識分子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