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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國民黨爭奪竺可楨幕後:蔣經國親自勸說

http://news.sina.com 2009年10月08日 19:57 北京新浪網

  1949之春:爭奪竺可楨

  在政權交替的關口,著名知識分子是國共兩黨爭取與爭奪的對象。在當年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中,除24位選擇離開外,其余的都像竺可楨一樣,選擇了留下

  文/黃艾禾

  1949年5月6日,距上海解放還有20天,杭州已經解放了3天。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走在上海的楓林橋上。他剛剛去看了上海醫學院的朋友回來,在此,與蔣經國不期而遇。此時,蔣經國正在上海指揮將國庫中的金條運往台灣。

  雖然竺可楨與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素來關系不錯,但現在蔣經國卻是竺可楨最不想遇到的人。蔣經國開口便勸竺可楨趕緊赴台,並說是以父親的名義請他去。竺可楨婉言相卻。回到住所,竺可楨向身邊的學生講述了這件事,他的學生中很多都是中共地下黨員,馬上建議他以後少出門少露面,竺可楨聽從了。

  竺可楨確確實實感覺到了危險。在這一年的2月,他得知浙江省主席陳儀被免職的消息。陳儀一向對浙江大學多有照顧,這讓竺可楨“心里極為不安”。特別是聽說,陳儀的罪名之一,就是因為此前浙大5名學生被釋放時,學生們沿途遊行並貼標語,結果被特務們報告上去,說陳儀對學生們的行為不聞不問──這讓竺可楨不能不聯想到自己,他對學生的“縱容”在國民黨當局中是有名的了。

  到了4月,有朋友透露消息給竺可楨,說他被國民黨當局列入到一個“和平分子”黑名單中。國民黨當時有兩個黑名單,一個是更“黑”的“反動分子”名單,那張名單上的人名一般人不易見到,而“和平分子”名單上的人,有許多都是竺可楨的朋友。

  竺可楨是4月30日到上海的,5月2日他上街頭買報紙,發現報載他已經“飛台灣”,這讓他大為驚惶,不知消息從何而來。到了這種政權交替的關口,像竺可楨這樣的著名知識分子,是國共兩黨爭取與爭奪的對象,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成為政治風向的一部分,他們處境微妙複雜,也險象四伏。

  國民黨方面要拉他去台灣,而且通過不只一條渠道向他表達。教育部長杭立武在他來上海的第一天就要他去台灣,但是他沒有答應。後來,他的老友傅斯年從台灣來電,邀請他去台灣大學,他予以辭謝。這回,是蔣經國當面向他傳遞蔣介石的意思,讓他去台灣。

  蔣經國後來在日記中記載了這次會面。中國科學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業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他曾經在蔣經國日記中看到過這段,說竺可楨當時不但不去台灣,還勸蔣經國也留在大陸。但是,在竺可楨的日記中,關于這次相遇並沒有寫到這些。“我認為以竺可楨先生的為人,他不太可能去勸蔣經國的。當時有不少人去了台灣,包括與竺可楨關系很親密的學生,他也沒講什麼。他覺得每個人的去留都有他自己的理由。”

  但是,如果國民黨拉不走竺可楨,也不是不存在劫持或是暗殺的可能。從今天披露出的史料看,當年國民黨軍警就曾扣壓了民主人士張瀾和羅隆基,准備以押送台灣的名義,在途中將其處死,幸為潛伏在國民黨中的中共地下黨員所救。

  失望與希望之間

  1949年是一個特殊的年頭。整個中國正在發生歷史性的巨變,而這個年頭的每個人,也必須做出自己的選擇。對于竺可楨來說,他的抉擇還要多一重:他這個浙大校長還要不要幹下去。

  他已經在浙大校長的任上幹了13年。1936年1月,正擔任中央研究院氣象所所長的竺可楨,聽老友翁文灝說,浙大的原校長郭任遠幹不下去了,國民黨中央委員陳布雷准備向蔣介石推薦他出任此職。

  竺可楨的第一反應是不願意。他知道大學校長工作的紛繁複雜,更放不下他熱愛的氣象研究工作,放不下他親手打造起來的氣象所。蔣介石為這件事,專門約見他面談,竺可楨本來想當面向蔣婉言辭謝,但蔣見了竺可楨印象甚好,更要任命他做浙大校長了。

  許多朋友都勸竺可楨赴任,理由是,中國的文化近年來衰退,需要一所大學做中流砥柱。竺可楨自己也在日記中寫道:“郭(任遠)之失敗乃黨部之失敗……故此時余若不為浙大謀,(而採取)明哲保身主義,則浙大又必陷于黨部之手……”到了3月,竺可楨告訴陳布雷,他可以接掌浙大。1936年4月25日,竺可楨到浙江大學上任,沒想到,不久就戰爭爆發。

  竺可楨任浙大校長的13年中,經歷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浙大四遷校址,在千里跋涉中艱難辦學,竺可楨在“求是”的校訓下,選賢任能聚集起一大批一流教授人才,到了抗日戰爭結束時,當時在西南一隅的浙大已跨入中國一流大學的行列,成為當時最好的四五所大學之一,被譽為“東方劍橋”。

  但是到了浙大複歸杭州以後,竺可楨發現,他這個校長更難當了。一方面,國民黨日益腐敗獨裁,統治愈發殘酷;另一方面,學生們的反抗情緒愈發激烈,動不動就上街遊行。

  1947年10月26日凌晨,浙大的學生自治會主席于子三和另3名同學被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竺可楨當天中午得知消息,立刻前往營救,而那些國民黨高官們,有的高臥未起,有的推說不知,最終才確認于子三確實被捕了。按當時的法律規定,刑事拘留時間不得超過24小時,但是保安司令和警察局長卻一再推托,學生們被激怒,說,如果29日人沒有被送法院或釋放,30日就罷課!

  29日下午,省府來了消息,說有要事要談,卻又久久不見人來。竺可楨心知有異,又趕到省府,被告知,于子三已經“自殺”了。看到于子三傷痕累累的遺體,竺可楨幾乎暈倒。當國民黨特務們要求竺可楨在“自殺”的檢驗証書上簽字時,竺可楨說,我只能証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証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殺的!

  竺可楨對于學生的感情,用浙大校友們的總結,叫做“愛生如子”,另外還有4個字,是“愛校如家”。當年的浙大畢業生,後來中共浙大地下黨的負責人許良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全國沒有幾個大學校長能像他那樣,有學生被捕,他都要到監獄去看學生。審判時他直接去旁聽,他比學生的父親還關心他的兒子。”1943年5月29日,竺可楨到重慶的北碚去看望兩名被關押的學生。在那天的日記中他寫道,看望完回到車站,他看到“一穿制服者押一學生模樣的加手銬者來,余為之淚下。……”

  作為大學校長,竺可楨一邊要與國民黨當局的暴行抗爭,一方面又要平息校內學生們的情緒,不要做出過激行動。然而浙大的學生果然罷課了,而且浙大的教授們也參加,成為浙大歷史上唯一的一次罷教。接著,北平、上海各校開始響應,形成1947年中國的第三次學運高潮。

  這時的竺可楨,在努力勸說學生們複課但學生們不聽的情況下,生了辭職之心,他匆匆趕赴南京。剛到那里就聽說,學生們已表示次日複課,並支持校長在南京的一切行動。當南京的新聞記者前來採訪,問到于子三是否自殺時,竺可楨回答說:于子三“作為一個學生是一個好學生,此事將成為千古奇冤”。他的言論一出,國民黨當局一片被動。

  所以,竺可楨日後多年在他的一份“思想自傳”中寫道,“國民黨特務視浙大為眼中釘,而且在他們看來我是站在學生方面,是他們的對立面。在他們撤走之前,有可能做些對我不利的事情。”

  而竺可楨對學生的愛護,也是獲得共產黨方面好感的重要原因。

  1949年2月,在中共地下黨控制下的浙大學生自治會發起了為竺可楨祝賀六十歲生日的活動。當年中共杭州市工委的負責人之一許良英說,活動是他建議的,在浙大校園里搞了一個星期,還舉辦了浙大校史展覽,不光是學生,許多教授也參加進來。作為竺可楨,他並不知道這個活動背後是有組織的,而且學生們以為他的生日是2月25日,實際是3月7日,但他確確實實感到了浙大師生們對他的厚愛──那份感情都是發自內心的。在此這前,許良英還主持做了一件事,在1949年元旦的時候,以“中國共產黨杭州工作委員會”的名義,給一批進步人士寫信拜年,並希望留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竺可楨是收信人之一,他應該感受到了來自中共的善意。

  “竺可楨在1949年的4月30日突然離開杭州,這令我們也感到很意外。”許良英說。

  但是,竺可楨到了上海後,馬上又受到了他的學生們,另外一批中共地下黨的保護。

  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

  以竺可楨原本對大學教育的理解,大學就是個學知識培養人格做學問的地方,不應摻入那麼多的政治。但是在當時的中國,不可能有這樣的政治真空之地。于子三的遺體下葬時,學生們不顧禁令,打著寫有“複仇”大字的旗幟,並散發挽歌:“抬著你的尸體往前走,走在這中國的土地上,仇恨的人呀,記著記著,今天將將士來埋葬。凶手凶手,你不要太高興,你的死期將到臨”……竺可楨一看就知道,這樣的隊伍上了街,非得釀成慘案。他和學校的老師們極力勸說將葬禮延期。但就是這樣,突然從校外衝進一伙暴徒對學生大打出手,一些學生被打得頭破血流。

  竺可楨後來的校長生涯,就這樣將大量時間消耗在政治風潮上,為營救學生和為浙大爭取資金,他身心俱疲,心生厭倦。

  竺可楨想辭去浙江大學校長職務的念頭已經有很久,但他離開浙大的決定卻做得很突然。1949年4月28日,他接到教育部長杭立武的一封電報,要他立即到南京去,他回電說現在去不了,因為學校面臨疏散傳聞,人心惶惶。後來,他得到浙江省保安司令的保証,決不會到浙大抓人,覺得對學校可以放下心了,又聽說社會上關于他要出任迎接中共的維持會副主席,他覺得此時再留在浙大,很難講清自己與政治的關系,那麼杭立武的電報,就是離開浙大最好的理由。

  4月29日,當竺可楨登上從杭州開往上海的火車時,發現車上擠滿了軍人,他根本上不了車。換了一趟車上去,從下午兩點半直等到7點還不開車,大雨將所有等候的人澆得透濕,誰也不知幾點能開車。晚11點多,車終于動了,又不斷停下,有士兵從窗口強行爬入,而車站上,已經見不到站長,這一夜的火車,走走停停,讓竺可楨飽嘗“兵荒馬亂”的滋味。

  到了上海,竺可楨住在朋友處,他聽到了黃鶯正在啼鳴。滬、杭、寧一帶,當時正值最好的春光,櫻桃上市,洋槐盛開,可是,自己將何去何從?

  此時竺可楨對國民黨已經徹底失望,而且,中國大陸是他研究氣象最好的天地,他打定主意不去台灣。所以,當他遇到蔣經國時,就發生了本文最初寫到的一幕。但是對于共產黨,用他在後來的“思想自傳”中的說法,他“對共產黨辦學方針毫不了解”。他與朋友們探討,問他們是不是要赴廣州(當時國民黨政府所在地),幾位朋友“唯唯否否”,覺得去了也“前途茫茫”。

  然而在這段動蕩的日子里,竺可楨還能堅持讀書。在他的日記中,記載了他讀過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湯因比的《文化在審判中》、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張蔭麟的《中國史綱》,5月24日還在讀Heapo的《宇宙之構造》,只是到了炮聲越來越密的時候,他也開始看一本小說《風蕭蕭》,“我素來不看小說,在炮聲中無心讀書,故翻閱之”。竺可楨在這個時候還能看進去書,可以說他有超常的定力,也可以說他對于學術研究一直充滿興趣,但更可以說,其實他內心已經打定了主意。

  5月26日,竺可楨一覺醒來,上海已經易了幟。“解放軍在路站崗,秩序極佳,絕不見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門前亦有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門之站崗者倦則臥地,亦絕不擾人,紀律之佳誠難得也。”在當天日記中,竺可楨寫下了他見到共產黨軍隊的第一好印象。

  新中國成立之後,竺可楨擔任了中國科學院的副院長。在當時李四光副院長尚未回國的情況下,作為搞自然科學的科學家,竺可楨以他腳踏實地的工作和崇高的人望,為建立中國科學院立下了汗馬功勞。

  據學者傅國湧的研究,當年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中,有24位選擇了離開,其余的都像竺可楨一樣,選擇了留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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