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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30年:對外開放抉擇和經濟特區建立幕後故事

http://news.sina.com 2008年12月01日 19:49 北京新浪網

  《回首30年》系列專稿之九

  陳 述

  創辦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對經濟特區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體制,是中國實行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突破口。經濟特區,是中國對外開放的試驗區和窗口。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 特區是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51─52頁。)

  毛澤東主張對外開放 曾謀求同蘇聯互助合作

  毛澤東是主張對外開放的。早在延安時期,他就主張引進外資進行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剛剛兩個多月,毛澤東就率代表團出訪蘇聯,謀求同蘇聯發展互助合作關系。在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封鎖的情況下,實行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開放,以加快中國的經濟文化建設。蘇聯也確實對中國的建設給予了巨大幫助。

  中國政府在取得蘇聯政府的援助,並對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開放的基礎上,也曾設法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交往。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對新中國採取孤立和封鎖的政策,使中國實際上不具有對西方國家開放的客觀條件。中國政府當時不急于收回香港,就有一個保留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交往的窗口的目的。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後,本來就很有限的對外開放受到了嚴重影響,中國開始突出強調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建設。

  儘管當時中國的外部環境非常不利,但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仍以戰略眼光打開了中美、中日關系的大門,這期間還與西方許多發達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並在引進國外新技術、新設備方面邁出了較大步伐。

  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毛澤東、周恩來同意,1973年開始從國外進口43億美元成套設備和單機。這次大規模的引進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個烷基苯工廠、43套綜合採煤機組、3個大電站、武鋼一米七軋機等項目。到1979年底,這些引進項目絕大部分都建成投產,對加快國家的現代化建設發揮了較大作用。

  對外開放前夜的撥亂反正

  但實事求是地說,當時的中國,既有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封鎖、包圍,難以對外開放的一面,也有片面強調自力更生的一面。更為嚴重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外開放,特別是對資本主義國家進行開放,就變成一個政治敏感性很強的大問題。江青集團以極“左”面目出現,將這種片面性推向極端,給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扣上“崇洋媚外”、“賣國主義”,“爬行主義”等帽子,說這是“把我國工業的命運系在外國資本家的褲腰帶上”,是“引狼入室”,“走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的老路”等等,在對外引進方面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並對執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進行攻擊甚至批判。

  在粉碎江青集團後,面對十年浩劫造成的嚴重局勢,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外開放方面開始進行撥亂反正。在批判林彪、江青集團謬論的同時,廣泛深入地向各方面的領導幹部和專家學者、黨外愛國民主人士宣講:當今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吃了閉關自守的苦頭;毛澤東主席是主張對外交往和開放的;建國以後主要是帝國主義封鎖我們,但也有我們自己孤立自己的問題;關起門來搞建設不能成功,現在有了比過去好得多的條件,使我們能夠吸收國際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吸收他們的資金等。

  如鄧小平在1978年9月在東北發表講話說:“世界在發展,我們不在技術上前進,不要說超過,趕都趕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義。我們要以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我們要有這個雄心壯志。”(《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29頁)這一年10月,他再次強調:“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 我們引進先進技術,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32──133頁)這一系列的工作為對外開放、打開國門作了輿論準備。

  派多路考察團出國“偵察”取經

  1978年是中國人走出國門、了解世界,向外國學習的一年,也是醞釀制定對外開放國策的一年。為了借鑒國外經驗,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年黨中央和國務院派出了四路考察團。即由國家計委和外經貿部有關領導組成的港澳經濟考察團,由李一氓、于光遠等帶隊的赴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考察團,由國家計委副主任林乎加率領的赴日本經濟考察團以及由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隊的赴西歐五國的考察團。

  這幾個考察團在1978年上半年幾乎是在同時相繼出動,當時被人們稱為共和國即將開始的大規模改革開放的“偵察兵”。幾路代表團考察歸來後,都寫出了調查報告並提出加快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具體建議,對中央高層改革開放決策產生了較大影響。

  在以上幾路考察團中,以谷牧為團長的西歐五國考察團最受關注。一是因為這個代表團行前,鄧小平專門聽取代表團團長谷牧等匯報前往西歐五國考察的準備工作情況。鄧小平要求代表團在訪問中,要廣泛接觸,詳細調查,深入研究一些問題。好的也看、壞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現代工業發展到什麼水平了,也看看他們的經濟工作是怎麼管理的。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經驗、好的經驗,我們應當把它學回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頁)還因為赴西歐考察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新中國首次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派出的國家級政府經濟代表團。代表團成員除了分管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外,還有水電部部長錢正英、農業部副部長張根生、國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葉林、北京市主管工業的書記嚴明、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王全國、廣西主管工業的書記朱廣權以及山東省革委會副主任楊波等20余名長期從事經濟工作的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幹部。為了壯大出訪聲勢,代表團還帶了一個攝影、攝像組隨團,全團共30多人。

  從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團先後訪問了法國、聯邦德國、瑞士、比利時、丹麥五國的15個城市。一個多月的訪問,使代表團成員眼界大開,所見所聞深深震撼了每一個人的心。

  當年的代表團團長谷牧回憶說:“當時我理解,小平同志對于實行開放的決心已定,他正在思索和考慮的不是‘要不要開放’,而是‘怎麼搞對外開放’。我深感這次帶團出國考察責任重大,因此出去之後一直‘馬不停蹄 ’,從5月2日到6月6日一個多月內走了上述5個國家的 15個城市,會見有關政界人士和企業家,參觀了許多工廠、農場、港口碼頭、市場、學校、科研單位和居民區,盡量多收集資料信息,多思考研究問題。”(谷牧:《小平領導我們抓開放》,《百年潮》,1998年第1期,第7頁)

  回國後,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聽代表團匯報。谷牧著重講了三點:ぇ二戰後,西歐發達國家的經濟確有很大發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異,我們已經落後很多,他們在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管理方面也有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え他們的資金、商品、技術要找市場,都看好與中國發展關系;ぉ國際經濟運作中有許多通行的辦法,包括補償貿易、生產合作、吸收國外投資等,我們可以研究採用。

  谷牧發言過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展開了熱烈討論。葉劍英、聶榮臻、李先念都說,外邊的情況,這次出去看清楚了,講明白了,該是下決心採取措施實行的時候了。

  6月下旬,鄧小平約見谷牧,對他講了一番話,中心意思是:一、引進這件事要做,下決心向國外借點錢搞建設,要抓緊時間。(《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35頁)

  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決定,7月6日至9月9日,在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的主持下,國務院召開了有關部委負責人參加的關于四化建設的務虛會。

  谷牧在會上報告了考察西歐五國的情況,並敞開思想講了他的想法和意見。這次務虛會開了兩個多月。會上,大家暢所欲言,認真總結新中國近30年的經驗教訓,研究外國成功經驗,就如何正確運用價值規律、改革經濟體制、堅持按勞分配、發展農村多種經營等問題,特別對如何加強技術引進、擴大外貿出口、採取靈活方式利用國外資金等問題,深入進行討論,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務虛會後,中央、國務院對這些意見又多次討論。

  在這期間,谷牧還應邀到中央黨校作報告,為開展對外開放造輿論,使對外開放的重要性,逐漸為人們所認識。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醞釀建立經濟特區

  在1978底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經鄧穎超提議,李先念等同意,將幾個有關的材料印發給與會同志參閱,這幾個材料是:《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的經濟為什麼能高速發展?》《蘇聯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樣利用外國資金和技術發展經濟的?》《戰後日本、西德、法國經濟是怎樣迅速發展起來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鮮、台灣的經濟是怎樣迅速發展起來的》等。這些材料引起大家的極大興趣。隨後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這次全會通過的公報指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

  對外開放的決策確定後,如何具體實施,從哪裡起步,選擇一個什麼樣的突破口,並非易事。在中共中央高層的關注和支持下,經過面向世界認真分析國外經濟發展情況,深入研究加速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問題,廣東、福建兩省的領導及各界人士審時度勢,積極爭取。中央決定把突破口選在靠近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廣東和福建兩省,建立經濟特區。

  建立特區也經歷了一個不平凡的過程。1979年1月,國務院負責經濟工作的副總理李先念批發了廣東省、交通部聯合向國務院報送的《關于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這可以說是建立深圳特區的重要準備。

  4月下旬,在中央召開的專門討論經濟建設的工作會議上,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匯報工作時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幹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較多的自主權和機動余地;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屬于重要僑鄉的汕頭舉辦出口加工區。鄧小平十分贊同這一設想,並對廣東省委負責人習仲勛、楊尚昆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510頁)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中央工作會議正式討論了廣東省的提議。4月,中央就派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隊到廣東、福建進行實地考察。7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對廣東、福建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優惠措施。如規定兩省實行財政包幹,有權安排和經營自己的對外貿易,兩省的外匯實行大包幹;擴大兩省在計劃、物價、勞動工資、企業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權限,兩省可以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各劃出一塊區域,試辦出口特區,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允許外國廠商投資辦企業,或同他們合辦企業和旅遊業等。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轉《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正式將“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

  同年8月,當時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的江澤民,受國務院委托,在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上作了關于在廣東、福建兩省設置經濟特區和《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說明。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正式批准國務院提出的在粵、閩4市設立經濟特區的建議,同時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完成了設立經濟特區的立法程序。

  敢為天下先 深圳“殺出一條血路”

  經濟特區處在中國對外開放戰略格局中的前哨陣地,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場,它的建立在改革開放的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其中深圳特區發展最快,引起世人矚目。

  “殺出一條血路”,實際上就是破除傳統經濟模式,破除陳舊的思想觀念,就是要敢為天下先。深圳等經濟特區的開拓者們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創業伊始,就提出了“建設資金以引進外資為主”的方針,把香港、外國的資本源源不斷地吸引到特區來。特別是深圳在特區建設過程中,連續創出幾個“全國第一”,闖出了自己的路。

  深圳特區在社會主義中國,最早“出租土地 ”;最早“預售商品房”;第一個推出工程“招標投標”方案;最早建立“勞務市場”、“原材料市場”、“生活資料市場”;還有建國以來人們早已陌生或很不熟悉的“金融市場”、“科技市場”、“信息市場”、“人才市場”、“期貨市場”、“房地產市場”,等等。

  概括起來,經濟特區實行的特殊經濟政策和管理體制有如下幾方面:一是建設資金以引進外資為主,所有制結構為多種形式共存,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產品以出口外銷為主。二是特區的經濟活動,在國家宏觀指導下以市場調節為主。三是管理體制有更大的自主權,在投資項目審批、外貿、企業經營等方面都給予優惠待遇。四是對來特區投資的外商,在稅收、土地使用、出入境等方面實行優惠政策和靈活措施。

  經驗証明,當今世界既沒有任何國家能夠擁有發展本國經濟所需要的一切資源,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掌握世界上所有的先進技術,更沒有哪個國家能離開世界市場。中國要發展,要趕上當代世界的經濟和科技發展,要進入世界市場,創辦經濟特區開啟了對外開放的窗口,提供了成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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