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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耕身
記憶是有重量的。在《索菲的抉擇》中，當索菲把奧斯維辛記憶向斯丁溝講述完之後，走向了死亡。在現實世界，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寫完她的《被遺忘的大屠殺》，選擇了開槍自殺。但是今天，我們誰來承受她們不能承受之重？無論如何，正像一個叫斯蒂芬·斯皮爾伯格的美國導演，以一部《辛德勒名單》承載起人類關於奧斯維辛的記憶那樣，同爲美國人的泰德·萊昂西斯以及比爾·古登泰格、丹·斯圖爾曼，以一部《南京》提示我們對於大屠殺歷史的記憶。
這是在7月3日，一個被許多家報紙放在娛樂版塊的消息：這部美國在線製作、根據張純如作品《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年南京浩劫》改編，並被美國人稱爲“中國版《辛德勒名單》”的紀錄片《南京》，近期將在中國上映。
應該感謝他們，爲我們送來一部《南京》。也許，在今日世界某種文化共同體面前，用這樣一部《南京》來承續我們民族曾經的慘痛記憶，並沒有什麽不妥。但我仍想追問的是，這到底是不是我們最需要的《南京》？有國內媒體在報道時指出，這是一部“以外國人視角講述1937”的影片。事實如此。《南京》所講述的，是當年十幾位歐美商人及宗教人士在南京建立避難區，保護了近25萬當地市民免受日軍暴行的歷史。
我們需要自己的《南京》，自己的“《辛德勒名單》”。我們曾經有過吳子牛執導的《1937南京大屠殺》，但正像輿論所指的，它仍然缺乏全景式震撼心靈震撼世界的力量。就在今年南京大屠殺70周年之際，國內也陸續有《南京聖誕》、《南京！南京！》、《日記》等南京大屠殺題材的影片投拍或籌拍。它們或許都是值得期待的，但它們仍不能掩蓋長久以來中國影視界乃至文化、歷史等界別的“失聲”。
很難想象，竟然是張純如這樣一個華裔年輕女子，將作爲文本的“南京大屠殺”呈現到了世界。我們那麽多專業人員和機構，在幾十年間，爲何就沒有寫出令國際社會確認的信史，爲什麽就沒能將它們傳之久遠？奧斯維辛之後，當猶太知識份子和政治家把“屠猶”上升到人類生存困境的高度時，我們是否也曾追問過，南京大屠殺對我們這個民族思想以及人類生存的影響與意義？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西方世界對於南京大屠殺真相的認識，大部分竟然來自於美國另一部南京大屠殺紀錄片《南京夢魘》。這是另外一種“很難想象”的情形：對於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外國的影視界似乎比中國的影視界懷有更大的興趣。當我們仍然沒有拿得出手的影片時，美國人已經拿出了《南京》以及《南京夢魘》，而且都是紀錄片，而且都獲得全球關注。
我們的歷史等專業界別，有幾個人能像張純如那樣深懷責任與良知去面對我們民族的那段歷史？我們的影視界，又有幾個人能像泰德·萊昂西斯那樣不辜負那段歷史？泰德·萊昂西斯在回憶投拍《南京》的初衷時說，那是2005年的耶誕節，當時他在翻閱一份《紐約時報》時看到一則訃告：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在完成《南京大屠殺》一書不久後自殺。萊昂西斯看完報紙後隨手把它放進廢物籃裏，但張純如的訃告一直露在外面。“每次經過這份報紙，她的眼睛始終盯著我。”這樣一雙眼睛，還盯著誰？
一部舶來的《南京》也許不是一部我們最需要的巨集篇巨制，但它的確應當成爲一種質詢，提示我們對於我們民族歷史應有的負疚感，也提示我們，對於南京大屠殺的記憶，不光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需要，也不應僅僅成爲日本右翼篡改歷史之後的精神應急。它是我們必須承載的重量，心靈與記憶最終的救贖之道，也更是一個民族可以保持清醒並汲取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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